（二）“绝不相蒙而连缀成篇”叙事之例。
    《左传》里存在着这样一种很特别而且有趣的现象：作者在形式上是采用“每事自为一章”或者“分年散见，隔《传》相接”法写某事之本末，但具体记叙的内容却与本事关系不大，或根本无关，在作者的笔下，本事化实为虚，仅仅作为连缀、穿引一些“不相蒙”的材料的一条线索，一种手段而已。清人冯李骅的《左绣》称之为以“绝不相蒙连缀成篇”者。
    例如昭公二、三年《左传》“晋平公娶齐女”，便是这样连缀而成的一篇文字。全篇分四段散见于这两年《左传》中，所记本事为晋平公娶齐女少姜，后少姜卒，平公再取于齐。就本事的情节而言，是较完整的，形式上属于“分年散见，隔《传》相接”类型。然而作者无意去叙写婚嫁之事本身，却以本事为线索连缀起四段与之无关的文字。我们试看全事四个环节所写的具体内容：其一，晋韩须如齐迎女，齐国以上大夫陈无宇送嫁。少姜是晋平公之嬖妾，齐人此举算是破了格，后少姜得宠，晋平公反责齐人没有以嫡夫人礼遇（即遣上卿送嫁），扣押陈无宇，这一段写出晋平公骄横无礼，倒还算略涉本事。其二，少姜卒，诸侯各国派人送葬。作者未具陈殡葬事，而是借题发挥，记述郑使者游吉与晋丙梁、张趯的大段对话。游吉满腹牢骚地指责晋人，中心话题为：“晋将失诸侯，诸侯求烦不获”。见出晋平公的行为已引起诸侯普遍的厌恶和不满。“晋将失诸侯”，是全篇的关键。其三，齐卿晏婴请继室于晋。作者略述请婚之事，却大段地写晏子、叔向的议论，描写出晋、齐两大国时局动荡，国运日蹙，一派暗淡的景象，这显然暗示出“晋将失诸侯”的国内政治原因。其四，诸侯贺晋平公新夫人。《传》文未写贺婚事，倒借前来贺婚的郑氏之口，详陈一番郑国之所以背晋朝楚的原委。叔向强作精神回话，言语中流露出无可奈何之若衷。这里侧面托出晋楚争锋中，晋人已屈居下风。又是从国际大势上反映出“晋将失诸侯”。这四个环节所写的内容虽互不相蒙，但作者围绕“晋将失诸侯”这一主题，从四个不同方面层层深掘出它的根源，用意极为深切。全部材料分四段散置，内容又不相蒙属，却能和谐地统一在“晋平公娶齐女”一事本末之中，除了有共同主题之外，各段文字间照映配合亦颇见匠心。如郑游吉少姜送葬时有几句话：“少齐（即少姜）有宠而死，齐必请继室，今兹吾又来贺，不唯此行也”。一语双关，既承“迎少姜”事讥刺晋平公烦诸侯，又连提“齐请继室”、“贺新夫人”之文。最后一段以游吉回张氏的话收尾，迥映前文，笔意异常绵密，弦外遗音，耐人思寻。《左绣》引王或庵评点此《传》曰：
    左氏往往用倒宾作主之法。如因葬少姜而张趯有“晋失诸俟”之说；因请继室而晏婴、叔向有私议齐、晋之言。于是晋与齐之陵夷衰微毕见于此，此其所关之重，岂特百倍于葬少姜，请继室而已乎。则以诸臣之言为主，而葬少姜，请继室反屈属宾笔。
    此论左氏笔法命意，十分精当。从作者记叙的内容和文意来看，“晋平公娶齐女”本事的情节，实“屈属宾笔”，仅仅作为连缀这四段《传》文的线索而已。
    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上国”，亦是一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奇文。《春秋》仅记有一条季札聘鲁，《左传》却以此为基点，将季札游历诸侯陆续写来，以成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有人说它与“晋公子重耳之亡”写法相仿佛，所见失之皮相。就表面形式而言，“季札聘上国”与“重耳之亡”都是“每事自为一章”，但“重耳之亡”写的是重耳亡命列国的主要经历，为名符其实的纪事本末。而“季札聘上国”，写的是季札纵论当时政局，臧否列国人物，其议论广皮“十五国之风俗，六代之功德，列国之国势人材，无不表微知著，原始要终”（22）。至于其实际朝聘事务只略略提点，成为一条若断若续的虚线，引出这大片大片的言论。
    如果说上引二例都偏重记言，《左传》中也不乏用同样手法记事之例。如襄公二十八年的“鲁襄公朝楚”事，写鲁襄公按“宋之盟”规定朝聘楚国，本事情节十分简单，《春秋》有五条记载，大致提点出襄公往返的行踪，《左传》写本事经过与之大略相同，而所记具体内容却与本事大异其趣。襄公此行可作三段来看，第一段写途中。经过郑国，稍带出郑伯有之专横，为后来伯有作乱之伏笔。又至汉水，闻楚康王死讯，随行人员就往返问题有一场争议，侧面反映出身为霸主的楚国置诸侯于饥寒而不恤，诸侯朝楚，本无诚意，实乃迫不得已而为之。第二段，写在楚的情形。作者借葬楚康王事写出楚、鲁之间的一场斗智，又通过郑使者之口道出楚公子围有篡位野心。第三段，写返归。鲁国权卿季武子乘襄公外出之机取卞，襄公归闻之事深怀怨恨又无可奈何，见出鲁国大权旁落。“鲁襄公聘楚”本身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左传》作者却借此事题组织进如此繁富而又“不相蒙”的内容。
    《左传》的“绝不相蒙而连缀成篇”叙事之例，实由“每事自为一章”，“分年散见，隔《传》相接”两种体例基础上变化而来的，用的是借题发挥，移花接木的手法。这种叙事方式运用得极为巧妙而且灵活，可记言记事，充实进大量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将寒散、不相蒙属的史料连缀起来，化散为整，突破了纪事本末体“本事”的局限，丰富扩大了取材面，但是，并非任何一件完整的史事都可用作借题发挥、移花接木的“本事”，作者尤须精心选择。例如一国君主婚丧嫁娶之事，在春秋年间不胜枚举，作者却选中“晋平公娶齐女”事，因为此事情节有扩展的可塑性，能容纳反映晋国霸主地位衰落的多方面内容；作者不把类似“季札聘上国”的材料安排在“重耳之亡”事中，因为象重耳那样的亡命之徒，绝无心去为别国之事发高论，只有明智贤达如季札者，才有资格纵论天下时事，成为作者的代言人。由此可见《左传》作者的识力和驾驭史料的本领及精湛的叙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