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内容来看，《资政新篇》中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称赞和决意仿行，确实达到了比较高的认识水平。洪仁玕对世界各国的介绍，无疑也使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开眼看世界方面前进了一步。《资政新篇》用以“资政”的目的非常明显。它不仅带有用西方近代意识替代中国传统观念的价值，还试图通过改革弊政以使太平天国的事业得以重振。正如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的结语中所说：“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诸凡可否，有宜于后，不宜于今者，恳留为圣鉴，准以时势二字推行，则顶起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矣。”
    由此可见，洪仁玕在提出《资政新篇》之际，已充分考虑到对它的实施要依客观时势的具体情况而定。他并未要求洪秀全将《资政新篇》的全部内容立即加以实行，因此论者每谓《资政新篇》没有代表农民的利益而根本不可能实行的说法显然不符洪仁玕的初衷。事实上，《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准并“刊刻颁行，咸使闻知”后，其中一些内容倒也有部分加以实施的迹象。其一，洪仁玕在“柔远人之法”中强调凡于外国“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即施于枕近之暹罗、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实因人类虽下，而志不愿下，即或愿下，亦势迫之耳，非忠诚献曝也。如必欲他归诚献曝，非权力所能致之，必内修国政，外示信义，斯为得尔。此道实为高深广远也欤。”正是在这种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洪仁玕能与一些外国传教士保持良好的联系就是很自然的了。1860年他邀请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人访问苏州，使艾约瑟等发表了对太平军有好感的访问报告，在外国宗教界起了不小的影响，英国各主要教会联合给外交部写信敦促政府继续执行中立政策③。这就有利于太平天国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洪仁玕“柔远人之法”所起到的作用。对太平天国事业做过贡献、自认为是“太平军战士”的英国人呤唎曾高度评价了太平天国独立自主且又开放的政策，认为太平天国是以“开放政策代替满清政府一向采取的闭关政策”④。其二，洪仁玕于1860年向洪秀全提出“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的军事计划，以图“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⑤。这说明洪仁玕已着手把火轮船用于军事近代化，只是由于战事急迫，一时未能实现。但1865年李世贤在福建率太平军余部抵抗左宗棠部楚军的追剿时，则曾“购买大火轮船”⑥。表明《资政新篇》中对西方长技的肯定确对太平军的将领起到影响，这正是太平天国领导层的共识。其三，《资政新篇》既然以“资政”为嚆矢，就不能不直接触及自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局动荡不定的状况。洪仁玕认识到“天京内讧”的根本原因是领导集团的不团结和他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因此，他极力撮合以往的裂痕，在受封干王时就对东王杨秀清予以肯定。他意识到“禁朋党之弊”对于太平天国事业的重要性，所以把它置于《资政新篇》第一条显著位置，可谓用心良苦。洪秀全对此条建议大加赞赏，这在实际上对结帮拉派是一个冲击，表明《资政新篇》在整顿政务方面确实起到了潜在的作用，这是不应忽视的。1860年太平天国局势的一度好转与此是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资政新篇》的部分内容已得到程度不同的实施。否则，洪仁玕的“资政”仅是一些空话，他也不可能在“总理朝政”的位子上再干下去。结论是：《资政新篇》不仅没有违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利益，而是振兴了太平天国的政局，并把太平天国运动引向了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新轨道。
    三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前期和后期的两个纲领性文献都分别起到了各自的作用。前者提出了平分土地的方案，较之以往农民起义中所提出的各种口号明显地进了一大步。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分别有“平均”和“均平”的口号，北宋王小波起义主张“均贫富”，南宋钟相、杨么起义提出“等贵践，均贫富”的要求，明末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相号召，太平天国起义则把平分土地予以制度化，这显然超过了历次农民起义的斗争水平。同时，前者还作为太平天国立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涉及社会各领域的管理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制度，这也为太平天国初期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后者提出了几乎是多方位的近代化方案，洪仁玕所涉猎的西学范围是较为广泛的，他的开放意识和学习西方的主张，不仅超过了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且也对60年代洋务派“制洋器、采西学”的实践给予启发。太平天国对西学的汲纳和对外开放的程度也远是清王朝所不及的。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上奏提出“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⑦的建议，却被道光帝批为：“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咸丰帝仍把外国使节作为贡使对待，令其行三跪九叩大礼，结果因虚骄和昏愦饱尝战败苦果，当他知悉恭亲王奕訢在京师与英使额尔金见面后，竟说：“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⑧。这些同洪秀全对《资政新篇》倍加赞赏和对其族弟洪仁玕与外国传教士的友好交往相较，实有天壤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太平天国能打垮清王朝的统治而统一全国的话，按照《资政新篇》所搞的近代化肯定会超过此后的洋务运动。实际上，《资政新篇》已为洋务运动起到了创榛辟荞的作用。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对《资政新篇》表示出赞叹之情，他评论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⑨。赵烈文把从《资政新篇》中学到的新知识介绍给曾国藩，构成促使曾国藩兴办洋务的一个因素。就连外国人也认为洪仁玕是“最开通的中国人”，“他极熟悉地理，又略识机器工程，又承认西洋文明之优越。家藏有各种参考书，对于各种题目，皆有研究的资料”⑩。洪仁玕《资政新篇》的提出给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一块新的界标，这就是它已明显地展示出这场农民战争已不同于以往的历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已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资政新篇》还对太平天国内政的理顺与重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在内容上是基本不同的，但两者却能在太平天国的前后两个时期都作为带有指导性意义的文献加以颁布，反映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即在天京政权初建之际，从农民起义的认识水平和太平天国自身的特点来说，只会有《天朝田亩制度》；而随着形势的不断进展，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较普遍地对西方近代文明持采纳态度，又有多年居于香港的洪仁玕来归，《资政新篇》便应运而生了。因此，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结果，而它们二者之间却没有必然的联系。论者每以《资政新篇》中未述及平分土地的问题而称它不适应农民运动或为了证明《资政新篇》与农民的利益相符而认为它与《天朝田亩制度》有脉胳相承关系，显然并不妥贴。尽管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运动，《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已足以说明，但这场运动不仅有象论者所说向封建化转化的一面，而且还有向近代资本主义化转变的一面，《资政新篇》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向往和对近代科学文化的追求，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如果把《天朝田亩制度》完全搬进《资政新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以主张兴火轮车、火轮船，兴银行与邮亭等近代文明著称的洪仁玕怎么可能把“每家五母鸡，二母彘”的内容写进《资政新篇》呢？以强调能造出火轮车者“准其自专其利”，造出轮船者“赏以自专其利”，造出各种精奇利便之器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的洪仁玕，也根本不愿把“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内容加进《资政新篇》。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有相同的地方，那也就是二者都对乡官制度作了肯定，并加以推广。后来李秀成在经营江浙时，就把乡官制度与巩固根据地结合起来。李秀成在占领苏州时发布告示称：“不举官则民事无人办理，不造册则户口无从核查，何以为安抚之地乎？为此再行谆谕，仰尔百姓一体知悉：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其五家举一伍长，二十五家举一两司马，一百家举一卒长，五百家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举一师帅，万二千五百家举一军帅。”（11）除乡官制度外，很难说《天朝田亩制度》同《资政新篇》有相通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对二者在不同时期所起作用和其本身价值的评价。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反映的正是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的新特色，这就是本文所要阐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