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文和屈原的赋、杜甫的诗，被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在这三个方面的高峰。他的一百三十篇《史记》，不仅在史学上和散文上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表现出西汉帝国的强大向上精神和民族巨大的创造力量。
    但是，司马迁也同屈原、杜甫一样，遭受封建统治者的迫害，形成了生活上各有不同的悲剧。因而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①。一部《史记》，除了十篇“表”是记年代等的，八篇“书”是记典章制度等的之外，其他如“本纪”、“世家”、“列传”等传记作品，却是以叙述人物为中心，并倾注了作者强烈的情感。对此，鲁迅曾盛赞为“无韵之《离骚》”，确实是很贴切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史记》研究的深化，人们对司马迁的笔触所带的情感也越来越关注了，但是迄今为止，仍缺乏整体上的把握。本文拟从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分析和把握司马迁的心理情感世界及其活动过程，对《史记》传记作品的情感表现作一个比较系统的考察。
    一
    司马迁的学富识广、情多才大早已为世所公认。时代的感召、家庭的薰陶促使他把他的全部胆识才情高度集中地投向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着史事业，为此，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悉论先人所次旧闻”。所以，郭预衡先生说：“鲁迅称屈原，还有一句话，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我对司马迁，也套用这句话：放言无惮，为后人所不敢言。只改一个字，作为‘史家之绝唱’的注脚。”②
    然而，他草创未就，竟无端横遭李陵之祸，从此命运急转直下，陡然被推向或死或辱的关口。对才能的坚信，对事业的热爱，对功名的执着追求，终于使他作出了忍辱发愤的抉择，于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的斗争意志，无比勇敢地承受了腐刑的耻辱。
    腐刑之辱给司马迁的生理——心理世界带来了无以复加的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为了完成他的不朽之作，他只有忍受着那种“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的生活。在写给任安的信里，表达了他这一时期精神上难以形容的苦痛和坚忍不拔发愤着书的决心。这说明在遭李陵之祸以后，他对现实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他知道，在当时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是没有希望的。只能在着述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与此同时，他又是有着那样深的寂寞感：“是以独郁悒而谁与语？”“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在极端苦痛的寂寞里，他痛定思痛，回顾反省，用文王、仲尼、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古人的遭遇来激励自己，与先辈的悲剧境遇和灿烂的文化事业对比，他也更进一步发现了自己：本来，他对汉王朝、对武帝是有着“拳拳之忠”的，可是，却仅仅因为一言忤旨，就遭受腐刑的耻辱；这样，非常自尊自重的英雄对暴君酷吏就有了刻骨铭心的仇恨。本来，他是为朋友辩解而得罪武帝的，如果朋友鼎力相助，他也许能幸免于难；然而，生死关头却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样，特别笃于友道的司马迁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就有了深刻的体会。本来，按汉王朝的规矩，入货者可以免罪；然而他却是“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这样，一向超然轻俗的学者对富贵贫贱就有了没齿难忘的认识。还应该看到，他是为了立功扬名才立志着书的，可是扬名未成，竟先背上了恶名丑名；因此他对功名的向往和雪耻的愿望。就格外强烈了。他是为了实现伟大理想才含垢忍耻的，可是这番良苦用心却“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所以他要创造机会去申明心迹和维护尊严的欲望是无比迫切的了。总之，巨大的人生灾难却带给了司马迁巨大的思想财富，引发出种种强烈丰富的情感，促成他空前地深入生活，并加强了他独立的社会观念和人格观念，从而也就使他远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多地获得了表现社会历史和传达思想感情所必备的精神上的自由。
    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很快帮他摆脱了寂寞，指引他找到了酣畅抒情的渠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他明白了，“述往事”的意义不仅在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实录历史，而且还意味着它能表达自己“不得通其道”的痛苦和寂寞，表达自己“思来者”的理想和追求，从而让因“郁结”而格外强烈的种种切身情感，“遂其之思”地得到表现。
    同时，学者和英雄的气质又使得司马迁的这种情感表现渗进了理性的内容，它凝聚为意志，使《史记》的抒情成为一种由渗透了感情的理性支配、主宰的意志力量，因而它的情感表现不仅具有鲜明坚定的指向性，而且具有有序整一的系统性。
    一方面，司马迁的个性特点、命运悲剧和理想追求使得他的整个心理世界充满了种种切身情感，以及向外倾诉的迫切愿望和意志力量；另一方面，在外又受前人的启发，有着要在着述中表现情感的强烈意识；再加上历史对象中又确乎存在着足以多方面多层次地引发这情感的内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过程，决不仅仅是一个博洽，而严整的历史学家采用客观的态度去平静地实录史实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内心体验十分丰富、情感“郁结”十分严重，宣泄欲望十分强烈的艺术家不断地在历史对象中熔铸进自己的情、知、意的过程，一个不断地从对客观史实的选择、描述和评判中表现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说，历史的内容不是直接进入《史记》，而是经过司马迁心理——情感世界的过滤和再生，它饱蘸着作者心灵的甘露，涂满了情感的色彩。《史记》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多侧面、多层次地折射出司马迁内心世界中各种思想感情。用他的话说，就是“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就是“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