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反抗暴政之恶”的第二个层次是推崇抗暴英雄。对暴政的仇恨不仅加强了他对暴政的揭露力量，而且也强化了他的反抗心理，使他格外向往着推倒暴政。这样，树有雄心，奋起抗暴的英雄人物就成了他寄托抗暴感情，并予以热烈礼赞的对象。陈涉、项羽、荆轲、蔺相如、魏公子、毛颖就是这一类杰出英雄的代表。
    关于司马迁对陈涉高度评价的原因，历来说法很多。我们认为，他的礼赞完全是出于对暴秦的仇恨和抗暴英雄的热爱。唯其如此，尽管项羽之气有着致命缺陷，但他仍然把《项羽本纪》写成了英雄诛暴的颂歌；尽管他对刘邦之奸有着尖刻的讥讽，但对其除暴安民的历史贡献仍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又唯其如此，“引璧睨柱”的蔺相如才成了“无中生有”的英雄（因《战国策》里没有记载），舍身抗暴的刺客才成了彪炳史册的义士（梁玉绳就认为不该为他们立传）。
    对明君贤臣，对德治善政的赞美，构成了司马迁表达抗暴激情的第三个层次。应该说，向往清平治世是司马迁一贯的政治观，但是，由于对暴政的深恶痛绝，对扫除暴政的一往情深，所以这种赞美必然有了对照和反对暴政的意义。
    正是出于对照和反对秦皇汉武严刑峻法的用心，司马迁高度美化了以文帝为代表的省罚宽刑的汉初无为政治，不厌其烦地颂扬了“孝文施大德”、“专务以德化民”，是“有德君子”（11）。而《孝文本纪》集中讴歌的也是省罚宽刑的政治措施。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汲郑列传》里对坚持无为、反对多欲的诤臣汲黯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在《张释之冯唐列传》里，对“守法不阿意”的张释之给予特别的褒奖；并且特立了与《酷吏列传》相对的《循吏列传》。在对“奉职循理”的先秦循吏歌颂的同时，把“武健严酷”的汉代酷吏们押上了政治道德的审判台。
    （三）感叹人际关系是司马迁借史抒情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惨痛事实，使他对封建专制下的人际关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样，《史记》就用大量笔墨为我们展出了一幅幅渗透作者慨叹之情的人际关系的图画。
    对趋利附势的社会风气的批判是司马迁“感叹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层次。在《平准书》里，他愤怒揭露了武帝好利兴利的经济政策及其恶果；在《魏世家》里，他通过孟子之口大声警告说：“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己矣，何以利为！”在《孟子荀卿列传》里，他说得更加干脆：“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如果说司马迁对好利的抨击主要是指向上层统治者的话，那么，他对于势利小人的鞭挞则更多地对准了一般世态。这在《汲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韩长孺世家》、《梁孝王世家》、《张耳陈余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郑世家》里有着鲜明而集中的反映。
    这趋利附势的世风，真使得司马迁太愤慨了，也太伤心了，因为他毕竟是饱尝过它的厉害的。他猛烈抨击它，可是又奈何不得，唯有承认和顺应这个既成的事实而已。《货殖列传》交织缠绕着的正是这种对趋利附势的社会风气抨击与认可的情感。其中的认可、揭露以及反语，又何尝不充满着对自己贫贱无势而穷窘受辱的感伤？
    在愤世嫉俗而又无可奈何的喟叹中，在寂寞痛苦而又孤立无助的处境中，司马迁格外憧憬于超乎功利、生死如一的真友情，格外渴望肝胆相照、心心相印的真知己。这样，他激情难抑地对历史上诸如鲍叔与管仲（《管晏列传》）、程婴与公孙杵臼（《赵世家》）、魏公子与侯嬴（《魏公子列传》）以及游侠、刺客等笃于友道者，进行了热烈的歌颂。而对这些理想中的人际友情的褒扬，显然含有对照和批判现实人际关系的意义，这构成了司马迁“感叹人际关系”的第二个层次。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了。
    以上我们分三个方面对《史记》情感表现的整体形态作了一些归纳工作。深入思索一下，我们会惊喜地看到，那里面实在已经蕴含了一些相当先进的思想观念。
    就“歌颂忍辱发愤”方面说，司马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孔子初步提出，孟子加以完善的伦理高于一切，生命无足轻重的传统学说，而在客观上接近了近代意义上的珍惜生命实体、追求人格自由的人本主义思想。
    就“反抗暴政之恶”方面说，司马迁在基本倾向上已经冲决了在秦汉时代已经牢固确立的君主至高无上、皇权不可侵犯的忠君观念，而在客观上接近了近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它不同于孔孟的“泛爱”，也不同于老庄的“无为”，而是用提倡决不滥杀无辜的暴力坚决反抗和推翻暴政，从而建立省刑宽容的德治善政。
    就“感叹人际关系”方面说，司马迁既反对见利忘义，提倡超乎功利，又认可天下奔利，理之固然。从而在客观上既摆脱了儒学传统中重理弃利、义利不两立的陈腐空谈，而接近了近代意义上的物质基础观；同时又吸取了民族意识中“君子喻于义”的精华，不至于让物欲横流、人为物役。
    司马迁能在客观上表现出如此进步的思想意识，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认为他的人生体验、感情活动才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唯其如此，这些观念不是思辩性的，而是以感受性的情感形态悄悄地渗透在《史记》里为我们所体会。
    三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质。因此，要想完全把握《史记》情感表现的整体形态，就必须在对部分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究它的整体性质。这个整体性质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辩证品格，二是悲凉情调，三是抗争精神。
    辩证品格是《史记》情感整体的外部特征。具体表现是：
    既不以成败论英雄，而又汲汲于功名；
    既不与儒学同是非，而又崇仰着孔子；
    既高扬人格精神，又歌颂着含垢忍耻；
    既肯定无为政治，又激赏着反抗奋斗；
    既热衷超乎功利，又认可着趋利之理；
    既抨击势利之风，又哀叹着贫贱之身。
    这些情感表面上看去似乎充满了矛盾（对此确乎至今还存在众说纷纭的争论），实际上它们高度统一在司马迁那真挚而强烈、复杂而有序的切身情感的世界里，想来本文的分析对此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