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概括说来，司马迁的激情在《史记》中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歌颂忍辱发愤；（二）反抗暴政之恶；（三）感叹人际关系。
    （一）如磐石一般压在司马迁生理——心理上的腐刑之辱，以及不愿“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的执着追求，导致了他“自见”“所以隐忍苟活”之用心的无比迫切。因此，通过表现和赞美“隐忍就功名”的历史人物来传达和肯定自己忍辱发愤的苦心孤诣，就成了他借史抒情的一个首要内容。迫切的自见激情和同样的心理体验，使他把反映这类人物的传记写得既多又好。
    在《伍子胥列传》和《季布栾布列传》里，他通过对“隐忍就功名”的伍子胥和季布的热烈赞扬，表明了自己受辱不羞，发愤着书的心迹。在《越王勾践世家》、《晋世家》、《范睢蔡泽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里，他通过具体的记叙和明白的评论，更进一步表明了忍辱发愤是建功立业、垂名后世的必由之路。反之，对于未尝受困辱的成功者，如傅宽、靳歙、卫青、霍去病之流，他认为那都是天授、天幸，因而持鄙夷态度；而对于象魏豹、彭越这类忍垢含耻但却没有成功的失败者，都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心理学指出，压抑力越大，反抗力也就越大。司马迁人格的受辱造成了他对人格精神的分外看重，理想的受挫引起了他对理想追求的格外向往。而忍辱发愤实际上即是一种为实现受挫的理想、用功名去洗刷丑名，重新博得人格尊严的不屈不挠的奋斗。所以司马迁对忍辱发愤的歌颂还有着更深一个层次的内容，即对崇高人格和坚韧追求的放声歌唱。心灵上、品格上和命运上的十分接近，使他对象孔子、李广和屈原这类德才兼备、人格高尚、忠于理想因而最高“见出自家一片胸臆”④的英雄们注入了最深厚的感情。
    在《史记》中，并非位列王侯的孔子竟被列入了“世家”之内。虽然司马迁学兼百家，并不完全信奉儒学，但他对孔子却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神追魂随了。为什么呢？他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⑤诚然，司马迁正是在“为人”这一点上与孔子发生共鸣，从而去理解和崇拜孔子的。所以《孔子世家》的重点不在宣扬和褒奖孔氏学说，而是充满着对其光明峻洁的人格、义无反顾的追求以及光荣的失败的讴歌。同样，《李将军列传》所弹奏的也决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高歌，而是一曲热烈、顽强追求的战歌，一曲崇高的、歌颂其品德的赞歌，一曲愤激的、抒发不平的悲歌。此外，如“不肯过江东”而从容赴难的项羽之气，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伯夷之节，使得宾客慕义而从死的田横之义，荡然肆志、义不帝秦的鲁连之志，数犯龙颜、以庄见惮的汲黯之直，都是司马迁倾心相许和刻意歌颂的人格精神，其中都浸润着司马迁情感的甘露。
    无妄罹灾的司马迁既然认为自负其材、忍辱发愤、立功雪耻者为烈丈夫，品德高尚、人格坚定、顽强追求者是真英雄，那么对于那些无功受宠、缺德乏才而或靠“面谀”、“饰作”，或凭“色媚”、“天幸”的平步青云者必然持一种厌恶鄙夷的情感态度了。因此，司马迁对忍辱发愤者，对人格崇高者的推崇和热爱，还大大加深了他对谄谀之辈、佞幸之徒的厌憎，这构成了“歌颂忍辱发愤”这一内容的又一个层次。
    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酷吏列传》里，司马迁对石奋、卫绾、周义、叔孙通、公孙弘、张汤这类善谀诈忠的官僚们，或寓贬于褒，或声色俱厉地一一予以无情的嘲弄和抨击。在《佞幸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里，司马迁对邓通、田蚡这类凭借天幸发迹的人物，同样表现了极大的轻蔑。正因为如此，尽管卫青、霍去病战功赫赫，但因他们皆凭外戚而入仕，所以《卫将军骠骑列传》就只能是讽意迭出了。同样，尽管萧何才高功卓，但由于其善于曲意逢迎的品质，“依日月之末光”⑥的来历，所以比起耿直冤死的淮阴侯，也只能是等而下之了。
    （二）暴君酷吏的专制残暴给司马迁的身心以极大的摧残，同时也把暴政之恶，如刀刻一样深入在司马迁的内心了，对暴政的强烈仇恨导致了他抗暴意识的空前高涨。所以，“反抗暴政之恶”就成了司马迁借史抒情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第一个层次就是对暴政罪恶的揭露。对残暴行为的切身体验，使司马迁如刺在目一般，对暴行有着特别的敏感与反感；因此《史记》的揭露暴政，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把有关历史人物分成三组，有助于我们对其广泛性的认识。第一组可以秦始皇、吕后、赵高以及《酷吏列传》里的酷吏为代表。尽管司马迁并没有抹煞这类人物的历史作用，但对其酷烈暴行的强烈义愤却使他不能不把他们当作暴政的主要代表去进行审判了。第二组可以刘邦、商鞅、韩非、晁错为代表，司马迁虽然基本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贡献，但由于痛恨他们为人的刻忌残忍，所以不能不把他们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上去进行评价了。第三组是司马迁热情歌颂的项羽、陈涉这样的英雄和文帝、景帝这样的明君。尽管司马迁对项、陈之绩，文景之治推崇备至，但对项羽的暴虐、对陈涉的苛察、对文帝的多次要枉法杀人、对景帝的残害功臣，仍然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斥责。
    《史记》揭露暴政的深刻性表现在对暴虐后果的深刻认识上。比如他一再强调强秦速亡的原因是“残虐以促期”⑦，而“子羽暴虐”⑧的结果是“五年卒亡天下，身死东城”⑨。陈涉之败也是如此，他重用酷吏朱房、胡武，主司群臣，“以苛察为忠，……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⑩把政权的短命、起义的失败仅仅归之于暴虐，或许失之偏颇，但其昭示的残民者必败、施虐者必亡的历史规律却是十分精警的。
    这里还得提到对汉武帝的评价。汉武帝作为一个多方建树的雄主，按照司马迁敬仰英雄的一贯心理，本当大颂特颂；但由于亲受其暴政的直接迫害，《史记》有意识地对武帝的文治武功要么忽焉不语，要么语焉不详，而集中力量对其暴政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里揭露其好大喜功，不恤民命；在《酷吏列传》、《平淮书》里揭露其严刑峻法，争利于民。此外，司马迁还余恨未消地作《封禅书》揭露其愚妄，并通过许多传记刻画其整个统治集团的腐朽。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反映也许失之片面，但司马迁的恨暴感情却在这片面中毕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