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录论之重大发展
    刘知几的实录论，不只是继承班固的实录论，而且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 史书撰述、史文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等方面。
    尽管班固实录论“辨而不华”云云20个字之史学含量很大，可以抽引出史事、史文、史义、史评以及史德等含义，但也仅止于此，不能再多加延广和阐发，而刘知几的实录论，无论是量与质，还是广与深，比之班论都大有长进和光彩。
    许冠三《刘知几实录史学》一书，对刘知几史学之史料学、撰述论与史评说三个方面论述较详，本文对此略而不谈。现在只就史文用笔、史义申明以及史家修养等三个方面作简要论述。
    关于史文用笔。这是历史文学问题。刘知几认为，在文史分家的情况下，对史笔的要求是，“言必近真”（注：《史通》卷6《言语》。），“损华摭实”（注：《史通》卷5 《载文》。），文质相称。应当“文而不丽，质而非野”（注：《史通》卷6《叙事》。） ，“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注：《史通》卷7《鉴识》。）。刘知几说：“夫史之称美 者，以叙事为先。”（注：《史通》卷6《叙事》。）他感到“世重文藻，词宗丽淫”（注 ：《史通》卷9《核才》。），乃不良的文风，故反对“华而不实”（注：《史通》卷6《 言语》。），“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注：《史通》卷6《叙事》。），“华多而实少， 言拙而寡味”（注：《史通》卷16《杂说上》。）；反对因袭古文（注：《史通》卷5《因 习》。），“拟古而不类”（注：《史通》卷8《模拟》。）；反对“文饰”（注：《史通 》卷17《杂说中》。），“浮辞”、“奢言”（注：《史通》卷6《浮词》。）以及“对语 俪辞”（注：《史通》卷18《杂说下》。）。在《叙事》篇中，他强调“叙事之体”三个 要点：一是“以简要为主”，要求做到“文约而事丰”，不可“烦芜”，而应“简要合 理”，务必“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沈在”，就是要求言简意赅。二是主张“用晦之道” 。要求“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 洪纤靡漏”；要求“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语已殚，而含意未尽”；要求“言虽 简略，理皆要害”，“疏而不遗，俭而无阙”。做到“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 骨，睹一字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就是要求文字简练，寓意深远，即含蓄、隽永。 三是反对“润色之滥”。古有“比兴”手法，近世则“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 古”，“或假托古词，翻易今语”，于是萌发“润色之滥”。更有甚者，“持彼往事， 用为今说”，“虚引古事，妄足庸音”，“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刘知几对这种 “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讥曰：“文非文，史非史 ，譬如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注：以上引文，均见《 史通》卷6《叙事》。）刻鹄类鹜，则文质不相称矣。刘知几对叙事行文的主张，颇有历 史意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可能受到他的启发。
    关于史义申明。班固实录论只提到“不虚美，不隐恶”，关涉史义，再无其他。刘知 几则在史义方面大加发挥，以为“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注：《史通》卷14《惑经》 。）。并说，对待人物，需要“申藻镜，别流品”，分清优劣等次，使其善恶昭著，“ 其恶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后”（注：《史通》卷8《人物》。）。又说：“史者固当以 好善为主，嫉恶为次。”司马迁、班彪是“史之好善者”，晋董狐、齐南史是“史之嫉 恶者”，只有左丘明“兼此二者”。（注：《史通》卷18《杂说下》。）他认为，只有好 善嫉恶，才能“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注：《史通》卷7《品藻 》。）。意思是，史义就在于起教育和劝戒的作用。
    关于史家修养。刘知几言史家修养，以能直书实录的“良史”作为标准，他以为，近代文人修史，“言皆浅俗，理无要害”，“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篇累牍，罕逢 微婉之言”。（注：《史通》卷9《核才》。）当代监修更是“凡庸贱品”，而无“直若 南、董，才若马迁”的人才。（注：《史通》卷10《辨职》。）这就谈到了史家修养的才 、学、识三个方面。他还以为，才、学、识三者，识最为重要。他说：
    夫人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惟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注：《史通》卷7《鉴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