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对实录论之继承与发展，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值得注重之点是：
    （一）史学批评中寓史学理论。我国传统史学多是在史学批评中申明基本的史学理论，几乎整个古代没有纯粹的史学理论著作，左丘明、孟子评孔子与《春秋》，司马迁评孔子与《春秋》，班固评司马迁与《史记》，范晔评班固与《汉书》，是如此；《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如此，刘知几也如此；刘知几而后，郑樵、马端临以至章学诚等，还是如此。刘知几的《史通》，思想突出，寓有理论，在史学批评中运用实录论为武器，同时发展了这个理论。我国古代史学家不喜欢空言理论，可能以为那种做法空泛无味，不如言事而明理，史论结合为好。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有的中外学者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可惜没有史学理论，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了解不多不深，或对中国史学批评著作没有读懂读透之故。
    （二）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史官与权贵。《编次》指出，当代史官所撰《齐书》 、《隋书》，写朝代更替之际颇为不实，以“取悦当代”权贵。《古今正史》篇指出， “总统史任”之许敬宗所书不实，主要是因他“或曲希时指”，阿谀讨好最高统治者而 曲笔，“或猥饰私憾”，以权谋私而讳饰。刘知几指出这种情况，是有切身感受而愤发 直言的。他在《自叙》篇中提到：“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 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 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 嫉。”直言监修贵臣妨碍了他坚持实录的做法。刘知几又以史局“监修者多”，甚为国 史之弊，乃“奏记于萧至忠”，要求辞职。（注：《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又 《新唐书》本传。）辞职书中详言监修之弊，提到“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 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 何在？”（注：《史通》卷20《忤时》。）他感到，权贵当道，监修谀世，难以做到实录 。他辞去史职，实际上是挣脱监修控制，以便私撰《史通》，发表实录论。这是颇有战 斗精神和意义的。
    （三）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呼吁直书实录。刘知几是尊重历史的，他以为古今有变化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 ，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注：《史通》卷8《摸拟》。）他以为文化有发展和进步：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注：《史通》卷13《疑古 》。），还认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注：《史通》卷9《烦省》。）基于此，刘 知几主张面对现实，正视是非，并决心救弊纠偏。《曲笔》篇末云：
    自梁陈以降，周、隋而往，诸史皆贞观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日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他面对现实，不是畏惧退缩，而是予以揭露，指出“直笔见诛”，而曲词“无谴”是由于某些权贵袒护，故难以实录。他以为，这种情况，“所宜惩革”，即必须改变现状，史学才可能健康发展。这种声音，难能可贵。
    （四）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历史文化形成一种传统之后，或容易陈陈相因，或为人怀古守旧。刘知几则不囿于传统守旧，而强调相时因俗。他写道：
    或问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凭旧说，苟世无其录，则阙而不编，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对曰：案帝王建国，本无恒所，作者记事，亦在相时。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于南则有宋《南徐州 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都邑之事，尽在是矣。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司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自沈莹著《临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夥，谅非一族。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水经》加注，郦元编而不穷。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譬如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鱼人，匠者，何虑山海之仙罄哉？（注：《史通》卷5《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