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史评还是撰史，都是识比才、学更具有关键性作用。
    刘知几答郑惟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之问时，谈到：
    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亩，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殖货矣；如有才而无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两《唐书》本传所记略同。）
    刘知几此说，“时以为笃论”（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两《唐书》本传所记略同。）。一般看来，此中只提到才、学、识三个方面，其实所谓“犹须好是正直，善 恶必书”，显然是言史德，没有“正直”之心，是难以坚持善恶必书的。《惑经》篇云 ：史官执简，宜类“明镜之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之传响，清浊必闻”。“苟爱而 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意思是，只有心如明镜的公正者，才能做到善恶必书。《直书》篇云：人品不一，“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曲笔》篇云：“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而魏收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这里提到的“正直”与“邪曲”以及“有惭正直”、“恶直丑正”等，都是从史家的思想修养和品德方面发论的，是史德问题。《辨职》篇云：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者？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 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将“高才博学”置于“下”，“编次勒成”也仅为“次”，而将“彰善贬恶”推为“ 上”，实际上是强调“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认为史德比史才三长（才、学、识） 更为重要，史家的思想修养起着主要作用。
    刘知几的实录论，可谓实录论发展之新里程碑，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树立了真正的史学理论形象，标志着中国史学理论之特色。
    四、实录论之历史价值与意义
    实录论，自公元一世纪班固明确提出，至八世纪初刘知几加以发展，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中国的史学理论，早在先秦时期已有萌芽。就狭义的史学理论来说，所谓“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注：《礼记·经解》篇。）的“属辞比事”，就是个理论问题。有个解释：“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者，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 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注：《礼记·经解》之《孔疏》 。）照这个解释，“属辞比事”就含有记事、行文、申义三个史学因素。孟子云：“王 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 ，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注：《孟子·离娄下》。）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事”、“文”、“义”史学三要素 ，构成了史学理论之基本内核。《左传》有云：“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 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注：《左传》成公十四年。）其中所言“五例”乃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也涉及记事、行文、明义三个方面，这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刘知几史学显然与其有一定的源流关系，其言史笔的“用晦之道”就是“志而晦”之继承与发挥。钱锺书曾说：“《史通·叙事》一篇实即五例中‘微’、‘晦’二例之发挥。”（注：钱锺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页。）的确，知几所谓“以简要为主”，“晦也者，省字约文”，乃“微”、“晦”之引申，当然既继承又发展。至于“惩恶劝善”，《史通》中更多有发挥。
    西汉史学中也有史学理论的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透露了不少史学思想，其论孔子修《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注：《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也提到了事、文、义三个方面。扬雄评论《史记》，提出了“实录”这个看法，但没有展开论述。只有到了东汉初年班固评论司马迁与《史记》时，才提出了实录论，言简意赅，含义深刻，才树起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