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化论历史观
    进化论历史观是《日本国志》史学思想的哲学依据。
    与传统史学的经世思想相联系，在哲学上则表现为一种变易观，变易观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进化观。这种进化观只是从直觉上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性，缺乏科学的实证基础和分析方法，因此带有很大程度的猜测性。例如王夫之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⑩的历史观，虽然能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看出社会的进步，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它毕竟还属一种古老的变易观。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变易观不可能理解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质变规律，它在政治观上则否定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改变，在社会发展观上则陷入历史循环论。例如顾炎武深刻地认识到郡县制是由封建制发展而来的，并且认为郡县制亦处于发展变化中。但究竟往那个方向发展？怎样变？变易观使顾炎武目光短浅，不可能瞻望新时代的曙光，只能回首顾盼，回到周初求方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11）的设想，这就陷入了历史循环论。这种观点否认事物的变化是由量变到质变，最后由一种新质取代旧质的发展过程，不理解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回复到原来的位置。诚如章实斋所说：“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12）
    进化论则是一种有别于变易观的新世界观，它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都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并且承认事物发展过程存在着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这种观点虽然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它认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即承认新生产关系代替旧生产关系的合理性。这实际上已带有质变的内容，不过认为事物发展过程必须采取渐进性而已。这样，进化论的历史观便把人们的视野带出了历史发展的圆圈，而向不断上升的螺旋方向发展。因此，进化论历史观明显具有近代辩证法因素。
    黄遵宪抵日期间，便开始对进化论学说有所接触，因为这种学说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流行。据加藤弘之说，他在明治八一九年（1875—1876）以前，便阅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赫克尔等的进化哲学之类的书。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莫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来东京大学讲学，着重介绍了进化论，于是进化论学说完全风靡了日本学术思想界，“留心新知识的人常常开口进化，闭口进化，好像只要谈进化，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似的”（13）。进化论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对于积极吸收西方思想的黄遵宪不无影响。在《日本国志》中，我们不难看到，黄遵宪经常将西方进化论与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去分析和评判社会历史的种种现象。
    由《国统志》到《工艺志》，自始至终贯穿着“物极必反，事穷必变”的变易进化观点。黄遵宪以此批判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论证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必然性。虽然，黄遵宪在分析历史发展时仍用了“势”这一概念，但由于有进化论思想指导，他的所谓“势”，就与刘知几、王夫之等有本质的不同。例如，黄氏以进化论的观点观察日本由明治元年天皇下诏变法到明治八年敕建立宪政体的历史发展。他指出，维新之后，“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又势也”（14）。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试图用进化论观点重新解释历史，承认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变化的思想，表现了丰富的历史辩证法因素，从而突破了传统循环历史观的樊笼。
    在《邻交志》中，黄遵宪还提出“弱肉强食”、“相竞而强”的进化论观点，用以分析当今列强角逐的世界形势。他认为，当此之际，欲求自存自立，必须学会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这是对抗“弱肉强食”的有效方法之一。为此，他一再提醒国人说：“一统贵守成，列国务进取；守成贵自保，进取务自强。”（15）
    在《天文志》中，黄遵宪还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由于近代天文科学的进步，使古代的占星术和“即物异而说灾祥”的妄谬不辨而明。进而黄氏还提出了“盖实验多，则虚论自少”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命题。从近代启蒙运动史上看，这种进化史观亦有其反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黄遵宪的经世思想和变易观，由于找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和进化论学说这一源头活水，从而产生了质的飞跃。认识到社会进化是永恒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转向古代追寻“三代之隆”，亦不须实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变革”，而是通过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变革封建主义制度，开府县议会，进而开国会，建立宪政，实现“太平世必在民主”的政治思想。这种与资产阶级政治观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进化论历史观，不仅是黄遵宪撰述《日本国志》的指导思想，而且贯穿于黄氏思想的始终。直至晚年，黄遵宪犹在高咏“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16）。
    四、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黄遵宪从进化论历史观出发，把世界政治制度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种，力图揭示社会历史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
    首先，他从日本由尊王攘夷到倒幕维新的历史过程，去探索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他指出：明治维新的成功，一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所推动；二是由于维新志士的主观努力。他进而分析：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残酷压迫剥削导致的结果。日本“盖自封建以后，尊卑之分，上下悬绝。其列于平民者，不得与藩士通婚嫁，不得骑马，不得衣丝，不得佩刀剑。而苛赋重敛，公七民三。富商豪农，别有借派。问或罹罪，并无颁行一定之律，畸轻畸重，唯刑吏之意。小民任其鱼肉，含冤茹苦、无可控诉，或越分而上请，奏疏未上，刀锯旋加，瞻仰君门，如天如神，穷高极远，盖积威所劫，上之于下，压制极矣。此郁极而必伸者，势也”（17）。
    封建等级森严，阶级地位极不平等，酷吏虐害人民，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剥，这些便是造成以下层武士和平民为主的尊王攘夷势力积极从事倒幕维新运动的客观原因。但是，黄遵宪在强调客观原因时，并不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维新志士充分把握当时的客观形势，因势利导，对明治维新的成功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说：“故夫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固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后成此局也。然而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卒能定国是而固国本，其贤智有足专矣。”至于倒幕维新导致士民“争欲分朝权以伸民气，促开国会”，要求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制度，黄遵宪认为其“势实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通过对明治维新的历史原因的探索，黄遵宪得出这样的启示，他认为：“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18）显然，从历史规律的探索中，黄遵宪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坚定了他对变法改制的信心。
    其次，从经济原因去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亦是《日本国志》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观《日本国志》，占篇幅最重，评论最多的是《食货志》，六卷中共有“外史氏曰”七篇，详细地阐述了黄遵宪对人口、租税、国家财政制度、国债、货币、对外贸易等问题的看法，其中特别是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意义表现出高度的重视。表明他对经济制度在政治、军事、文教制度等方面所占的主导地位已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