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认为，社会的治乱兴衰，并非一定是由于“纲纪之败坏，政事之阙失”，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生产力是否正常发展。他指出：“民无恒产，则不得不诈伪奸宄，竞争刀锥之末。争之愈甚，求之愈难，益相率为目前苟且，剜肉补疮之计，经久之大利反不能兴”（19）。这种只图眼前利益，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争斗，导致“物产乃愈穷而愈绌”，使天下以耕织为生的劳动人民无所依托，日趋穷困。结果造成“天下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者，比比皆是”，政府丧失了维持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机能，这样，社会危机到来，“大乱作矣”！这就是为什么封建社会在“极盛之后，百数十年，必一乱”的原因。这种动乱的产生，完全是由于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引起的。当然，在这里黄遵宪不可能进一步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分析和寻找社会动乱的原因，即为什么会造成“民无恒产”和“天下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者，比比皆是”的局面？这完全是由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造成的。不过，我们亦不必苛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黄遵宪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值得肯定的是，他懂得从经济上或者说从社会生产发展的角度去寻找封建社会治乱的根源，这就比封建时代只知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史学家要高明得多。《日本国志》从社会经济角度来探索历史发展原因的史学思想，显然带有近代唯物主义的因素，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史学着作中亦不多见。
    五、《日本国志》的体例与方法
    《日本国志》虽是继承了志书编纂的史学方法，但有所创新。
    首先，《日本国志》每志前后皆有“外史氏曰”，用于阐发着者的思想见解和点明书中内容大要，此为一般志书所无者。
    其次，《日本国志》并未严格按编年写大事纪，而是用极简严的文字概述每志所涉内容的历史沿革，然后把重点放在近代，对于有关明治维新的史事与人物，则用双行夹注（传）的方式详加诠释或评议，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其人其事。
    此外，《日本国志》能充分利用出土的新材料以说明历史问题。如《后汉书·倭传》记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垂仁天皇86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一事，此印于日本天明四年（1784）为筑前那珂郡人（今福冈县志贺岛）掘得，上刻有“汉委奴国王”五字。黄遵宪亲往日本博物馆参观此印，并首次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此印的发现经过，以证实《后汉书》所记确有其事和有实物为据（20）。
    《日本国志》除采用“外史氏曰”和夹注这种寓评论于叙事之中的写作方法外，还常常借别人的评论或意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如在《国统志三》中，黄遵宪全文抄录了明治元年大久保利通上天皇书，并加以评论说：“维新以后，废旧仪、改新法，一切政教，大旨皆基于此。”大久保在上书中建议天皇“自今以往，请尽去拜跪俯仰之仪，一以简易质实为主。国有大事，与众同议，我天皇必亲临，太政官而取决焉。”黄遵宪录其全文，目的是要使光绪皇帝效法明治天皇，变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
    总之，《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在清末由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创辟作用。
    注释：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②《日本国志》“凡例”。又魏源说：“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又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魏源集》上册第156、8页，中华书局版）黄遵宪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魏源的影响。
    ③《日本国志·职官志二》。
    ④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答徐甥公寓书》，见《顾亭林诗文集》第139页，中华书局版。
    ⑤《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
    ⑥《文史通义》内篇五，《浙东学术》。
    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四》谓：“顾炎武治史，于典章制度风俗，多论列得失，然亦好为考证。”
    ⑧《日本国志·礼俗志》引《日知录》处甚多。
    ⑨魏源《海国图志》“序”。
    ⑩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汉成帝》条。
    （11）《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
    （1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
    （13）三宅雪岭《明治思想小史》，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着《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第118页。
    （14）（17）《日本国志·国统志三》。
    （15）《日本国志·邻交志上一》。
    （1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十一，《病中纪梦述寄梁任公》。
    （18）《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自注。
    （19）（20）《日本国志》《食贷志一》、《邻交志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