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历史地理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清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学术进步也令人欣喜。“清史地理”是笔者提出的概念，它是研究有清一代各种地理状况的专门学问，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断代地理研究，指历史地理学研究清代的部分；二是指历史地理研究牵涉到清朝的内容。前者是清史地理的核心内容，后者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近两年之内，清史地理领域出版专著近十部、专题论文七八十篇，在历史地理学五大板块的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文献三个方面都有显著成绩，在学术研究的古为今用方面也有所建树。
    一、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有十来个分支领域，该两年在疆域、政区、历史聚落地理、历史文化地理诸分支均有出色成果问世。
    疆域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认识。于逢春认为①，资料断限于1820年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熙帝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界定与认知理念，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同时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以往的《大清一统志》研究都着重于该书本身的编纂、比较，或者仅仅当作史料看待，这篇论文从疆域理论的角度来发掘其价值，具有新意。
    政区是传统舆地学核心，至今也是历史地理学专业强项，新的论题层出不穷。许鹏首次全面研究了清代政区治所迁徙问题，揭示省会迁徙五例、府治迁徙九例、厅治迁徙二十例、州治迁徙十二例、县治迁徙五十八例，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区治所迁徙的时、空分布状况，详细探究引起政区治所发生迁徙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治所废圮、政治需要、交通不便等原因，研究了清朝政区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这样的研究对于今天也有借鉴意义②。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政区，傅林祥总结了区别作为政区的抚民厅与作为府级派出机构的厅的三项标准：必要条件是一定的地域范围、一定数量的人口、一个行政机构，充分条件是长官名称与职责、层级、等第等，并通过对《清实录》、地方志中相关记载的梳理，认为抚民厅制度萌芽于明代末期，在清代设立新厅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乾隆十二年潼关抚民厅的出现标志着抚民厅制度的全面形成③。这就为解释赵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与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著录厅数的较大差距提供了可靠依据。张珊珊提出了省级核心区的概念，以清代湖北行政区划的调整与核心区的形成为例证，认为“一个稳定有效的核心区及其维系的边缘区往往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高层政区”④。
    其实，历史政区的研究可为今日政区改革直接提供参考。华林甫提出要打破政区研究古今界限、进行无缝对接⑤，所以华林甫等将包括清朝在内的历史上的分省模式归纳为省内分家式、邻壤切块式、边疆开发成熟式三类，指出元代以来所有分省实例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在今后省区划小的工作中应以省内分家模式为主，而对于由相邻两省或两省以上接壤地区析出新省的模式则需持谨慎的态度，要充分考虑该地区的历史传统⑥。以元明清三朝为基础的“分省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三种分省模式的归纳，学术界还是第一次。
    历史聚落地理的研究是本学科最成熟的分支。最近的历史城市地理探索以研究天津、上海等沿海城市者居多。樊如森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⑦是该领域一部重要专著，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1860年开埠后天津和受其辐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以及双方的经济互动作用进行了多维度考察，提取数类主要商品的流通方式、渠道和范围，以外向型经济归纳和总结天津进出口贸易与腹地发展的相关性，论证了天津作为经济中心对北方地区现代化所起的巨大辐射作用，探讨了天津与北方现代商业体系的形成、交通网络的构建、农牧业的外向化、工业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将天津定位为北方城市化的样板和代表、北方经济现代化的中心，明确提出以天津为中心，以大连和青岛为两翼，才是北方经济现代化的正确选择。这样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功能。吴俊范以极具典型性的上海美租界两大主干道--百老汇路和熙华德路的形成过程为个案，考察了上海早期城市空间生长的特点和驱动因素⑧；陈琍以晚清道路建设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变化，论述了上海城市生态的近代转型⑨；唐巧天利用系统的海关数据及文字报告，阐述了晚清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上海的外贸转运网络及其特点，以此为视角反映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⑩。在市镇、村落研究方面，吴滔、熊梅、黄忠怀分别以苏州地区(11)、山西南部(12)、华北(13)为研究对象，均有力作问世。
    历史文化地理是九十年代以来新兴的学科增长点，包涵内容甚广，近年分别有人才、书院、宗教信仰等研究。王志明以《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为统计对象，借用政区为参照系，认为雍正朝引见官员有三大分布特点：南北对等的哑铃型人材聚集地，北方南方分别以顺天府直隶省和江南地区为中心；江河湖海地带为政治人材集中地；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不少独立的政治人材区，特别是省城周围都有较稠密的人材带(14)。论文统计表格很丰富，若能绘制多幅历史地图，则将会锦上添花。一般而言，人才研究多聚焦于男性，任泉香等利用人才数量、类型和籍贯三个指标对活动于1840-1949年期间的中国著名女性人物资料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指出近现代女性人才集中分布于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少数几个省份，西北地区较少；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四省女性人才尤为突出(15)。刘景纯专门研究了黄土高原地区的书院分布，以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和选址来反映三个省会城市间的文化差异(16)，又以府州、县、市镇三个级别城镇的书院发展和分布为考察对象，详细揭示了不同级别城镇书院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差异，认为书院多分布于城内，空间上偏重于东部和东南部(17)。在历史宗教信仰地理方面，张晓虹通过晚清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各差会进驻陕西的历史进程的把握，认为各宣教区的分布实与文化地域、差会权力有关，各宣教区内部的空间结构则与交通网络关系密切(18)。滕兰花对清代广西天后宫(妈祖庙)的地理分布作了细致梳理，指出其空间分布多与广东会馆相重合，呈现桂东地区多、桂西地区少的格局，实际上是广西各地区广东商帮势力分布东强西弱的折射(19)。笔者设想：若以张桂林的论文(20)为总纲，对清代各省的妈祖庙都做类似研究，则一部清代妈祖信仰地理分布的著作当指日可待。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历史农业地理理应成为核心选题，尤其是养活着四亿人口的清朝农业，但近年缺乏像萧正洪著《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那样的力作(21)。人口地理的静态分布与动态迁徙研究，近年成果不多(22)。在历史人文地理的其他领域如历史交通地理、民族地理研究等方面，近年仅有零星成果发表(23)，而清史军事地理研究付阙，断代的清史地图编绘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