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河道变迁、水利与水害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话题。与往年关注七大江河不同的是，近两年间关注的重点是其他的重要河流。石超艺对明清时期河北平原上的漳河变迁作了尽可能具体、详细的河道复原，划分了漳河变迁的四个阶段，总结了六点规律：迁徙频繁，与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有密切关系；改道的范围“北不过滏，南不过卫”；主要流向是否南流与“引漳济运”工程的兴废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漳河活动的大方向和路线的大范围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漳患频率与主流经行时间长短成正比；漳行南路与行北路时决口易发地点与河道改决顶点有所不同(24)。李嘎在考察了康雍乾百余年对山东小清河实施的四次大的治理工程及其成效后，认为政区地理因素导致的官场扯皮、缺少完备而有效益的管理体制、人地关系的紧张及鲁北特殊的地质地貌是小清河河患严重的四大导因(25)。当然，关于大江大河的论题也没有放弃，尹玲玲论述了明清时期今长江武汉段江面上近武昌江岸和近汉阳江岸的沙洲演变，认为江中的沙洲变迁在东、西两岸大致经历了鹦鹉洲(偏东岸)、刘公洲(偏西岸)、金沙洲(偏东岸)、新刘公洲(偏西岸)、白沙洲(偏东岸)、新鹦鹉洲(偏西岸)、新白沙洲(偏东岸)这一交替出现及消亡或并岸的过程，并指出沙洲演变与港口变迁及商业市集贸易、南北两岸岸线及城垣堤防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东西两岸在经济利益和城垣堤防上的矛盾和冲突等一系列问题(26)。
    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以杨煜达的云南研究最为突出(27)(28)。杨煜达著《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对清代官私档案中上万条有关云南天气史料收集、考订的基础上，讨论了档案中天气资料的系统偏差问题，重建了1711－1911年期间云南雨季开始期、昆明雨季降水等级及冬季平均气温三个气候要素序列，对1815－1817年云南大饥荒和1905-1907年云南大灾两次典型天气灾害的成因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云南历史气候演变有其特殊性，总体以冷湿-暖干为主，变化常表现为突变的形式，并且存在气候超常不稳定时期。该书不仅建立起迄今最为完备的云南历史气候资料数据库，而且总结了历史气候资料系统偏差的校验方法，探索了科学可行的利用历史文献重建历史气候序列的基本方法和步骤，进一步拓展了历史气候的研究领域。满志敏等利用《王文韶日记》重建了1867－1872年夏季武汉和长沙的降水序列，并确定其梅雨期的入梅和出梅时间，提出天气日记是用来复原梅雨等较长尺度天气过程的极好材料(29)。这些都是对竺可桢那篇著名论文(30)的绝好补充。
    今天，我们都习惯了“生态环境”一词，其实这个词是不科学的，侯甬坚认为正确的表达应该是“生态与环境”(31)。这种观点自成一家之言。生态史研究属自然科学范畴；而环境史学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新潮，上世纪末传播到中国，高国荣考察了“环境史”产生的历史进程，指出环境史研究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32)。新修清史设有《生态环境志》，主持人朱士光对清代生态环境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作了简要回顾，提出今后应当在农业、森林、水、海滨、草原与沙漠、城镇与工矿区六个生态环境类型与学科理论有关的问题上加大研究力度(33)。具体环境变迁研究的论文不少，论题多集中于边疆地区如天山北麓(34)、云南潞江流域(35)、贵州(36)、台湾(37)等，聚焦内地的不多(38)。
    如何利用传统文献从事环境演变研究？方修琦提出了四点看法：从地球系统科学与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中寻找研究的主题，在诸多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答案，构建历史文献信息共享的环境演变研究平台，培养文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39)。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推出一组文章，就“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进行专题讨论，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很有见地，认为不应夸大西北地区环境的优越性，对人类活动的作用应作全面、客观的评价，不能认为环境变化就是人类破坏的结果；中国五千年的气候观测资料足以质疑被视为定论的“全球变暖”预测和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罪魁祸首的结论。李并成《西北干旱地区今天河流的水量较古代河流水量大大减少了吗？--以敦煌地区为中心的探讨》认为西北地区河流水量总的来看并没有变化，只是由于今日人口和耕地的增加，需水量数倍于前，才导致我们感觉到水源短缺。笔者相信，客观的视角有助于正确认识历史时期西北地区的环境问题。
    三、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清代地理文献包括地理志书、传统舆图两大内容，没有出土文献。
    关于清代地理总志研究，以前曾有不少关于《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的成果，但均未及晚清的《皇朝地理志》。华林甫初步揭开了它深藏台北故宫的面纱，列表说明甲、乙、丁本《皇朝地理志》和丙本《大清国史地理志》各书的分省府州内容，分析各书所反映的年份，指出甲本即进呈本反映的最晚年份是光绪三十四年，当定稿于光绪末、宣统；乙本成书当在道光之前；丙本反映的是乾隆初期；丁本定稿反映的则是光绪末年的政区沿革；重点讨论甲本与丁本的关系，认为“丁本是甲本的母本，丁是源，甲是流”，指出《皇朝地理志》在学术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并以直隶省为例论述该书五个方面的价值，认为：即使国力走向衰落的清朝末世，也编纂了篇幅宏大、内容丰富的《皇朝地理志》，我们现有地理学史著作中有关清朝的部分应该修正，甚至重写(40)。
    关于清代舆图研究，正在持续升温。姚伯岳总结了清代彩绘地图的四大特点：鸟瞰式的移点透视法；不拘一格的图画比例尺；独特的距离量度法和坐标体系：计里画方；图画式地图：图文并茂，象形图例，浮签图注，并进而指出，即使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清代的彩绘地图仍然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的绘制方式和特点，这既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所致，也与清代保守的社会状况有关，对清代彩绘地图的价值不仅要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也应该用社会的、历史的、美学的标准来评判(41)。孙喆从《黑龙江流域图》和《皇舆全览图》入手，还原了18世纪初期黑龙江流域的自然、人文面貌，反映了清朝政府的疆域观念和边疆开发意识(42)。华林甫曾撰文介绍过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的学术价值(43)，故熟稔天地会研究的郑永华对华林甫从英档携归的五幅两广洪兵起事舆图F.0.931/1079、F.0.931/1892、F.0.931/1898、F.0.931/1911、F.0.931/1954不仅进行了细致考订，而且指出“对传统舆图的搜集、整理、考证与解读，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档案资料，从而促进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