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痢疾。古代的痢疾，明代的《景岳全书》说之甚详：“痢疾即经所谓肠澼，古今方书因其闭滞下利，故又称为滞下，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脓或血，有痛者，有不痛者，有里急后重者，有呕吐者，有呕恶胀满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热往来者，态度多端。”从现代医学看来，这些症状一般是属于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二类。可见我国古代对痢疾已有相当全面的认识。从方志记载看，痢疾也是明清时期东南地区流行的传染病之一。例如江苏吴县“崇祯十四年四月至冬，比户疫痢，死者十七”。（民国《吴县志》卷55）浙江萧山“康熙二十二年，春夏疫痢大作，死者枕籍。”（康熙《萧山县志》卷9）江西万载“嘉庆十二年，秋疫痢流行，上乡死者尤众。”（民国《万载县志》卷1之2）后果亦是很严重的。
    （六）猩红热。猩红热古称喉痧，其症状古医书记载是“发于冬春之际，不分老幼，遍相传染，发则壮热烦渴，（）密肌红，宛如锦纹，咽喉疼痛肿烂。”明清时期东南地区也有流行，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光绪二十七年冬，喉痧证流行”，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光绪二十八年春，二月至九月，喉痧大作”。从方志记载看，此病只在光绪时在上海地区有流行。
    （七）麻疹。麻疹俗称痧子，多见于小儿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民国《泰宁县志》卷3记载“光绪十三年，城乡麻疫，殇幼孩数百。”上海地区的方志上记载有一种病叫红痧，据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说“发红痧，不能透泄者辄死”，所谓红痧很可能就是麻疹。光绪二十九年红痧在上海的嘉定、宝山等地曾经流行过。
    除以上所述的几种可释的疫名以外，还有些疫名尚不知为何病，现录在下面备考：
    1.虾蟆瘟。光绪《松江府志》卷39：“雍正六年，夏四月大疫，乡人谓之虾蟆瘟”。
    2.羊毛瘟。乾隆《镇江府志》卷43：“崇祯十七年春，民间有羊毛瘟，疾多死”。光绪《乌程县志》卷27：“崇祯十四年，瘟疫盛行，所患病状奇怪不测，有名羊毛瘟者，果品食物之中，忽生羊毛一根，人误食之即病死”。乾隆《太平府志》卷32：“崇祯十一年，大疫。又患羊毛疹，其病先类伤寒，身热三日，出瘤疹胀甚，投以药，皆死”。有的学者认为这条材料指的是腺鼠疫。（注：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但上面另二条材料是否也是腺鼠疫，则难于肯定。
    三、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
    疫病的爆发一般都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关。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病，特别是大疫的爆发，主要和大水、大旱等自然因素和饥荒、战争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一）疫病发生的自然因素
    1.大水。大水成灾是造成东南地区爆发疫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大水一到，不仅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并引发大疫，这在东南地区的历史上是累见不鲜的。永乐十四年（1416年），“五月，金华大水，湮屋，疫疠大作”。（光绪《兰溪县志》卷8）正德五年（1510年），江苏震泽“春雨连注，至夏四月湖水横涨，官塘市路弥漫，浮尸蔽川，凡船户悉流淮扬通泰间，是岁复大疫，死者居半。”（乾隆《震泽县志》卷27）嘉靖十八年（1539年）“五六月，人雨浃旬，（兰溪）城中水涨丈馀，居民皆乘屋泛舟，湮溺者甚众，寻大疫，多死。”（光绪《兰溪县志》卷8）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东南地区的方志上是史不绝书的。据统计，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因大水而引发的疫病有89县次，约占大疫总数的10.8％。
    2.大旱。大旱也是造成疫病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震泽“秋亢旱，高原苗槁，斗米千钱，大疫，饿殍载道。”（乾隆《震泽县志》卷27）万历十七年（1589年），“南昌府属自春三月不雨，至秋七月疫。进贤不雨，至秋大疫。”（同治《南昌府志》卷65）崇祯十三、十四年（1640年、1641年）盐城“大旱，蝗蔽天，疫疠大行，石麦二两，民饥死无算。”（光绪《盐城县志》卷17）这些疫病的爆发无不与干旱，特别是大旱有关。在东南地区因干旱引发的疫病比大水还严重，据统计，因大旱而引发的疫病达189县次，约占大疫总数的23.1％。
    （二）疫病发生的社会因素
    1.饥荒。在东南地区爆发的疫病中，不少同饥荒有着密切的关系。饥荒使人们不仅因缺少食物饥饿而死，同时也因为抵抗力的减弱得病而死。万历十六年（1588年）宁波“五县大饥，瘟疫继之”，（雍正《宁波府志》卷36）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徐州）、萧（萧县）大饥，人相食，疫盛行，死者载道。”（同治《徐州府志》卷5上）说明疫病的爆发饥荒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安徽怀远县，它几次疫病的爆发，都和饥荒有关。嘉庆《怀远县志》卷9载：“万历三十二年，岁饥且疫，死者甚众。崇祯十三、十四年，大荒大疫，人相食。康熙四十九年，春荒疫作，人死无数。乾隆二十一年，春荒大疫，人乏食，斗米八百，夏大热，民病不能收麦，斗麦钱五十。五十一年春荒，人乏食，大疫更甚。”据统计，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因饥荒致疫共发生181县次，约占大疫总数22.12％，成为东南地区致疫的一个重要因素。
    2.战争。战争造成人员伤亡，生产破坏，环境污染，生活失常，这也是诱发疫病的一个因素。明清时期社会一般比较安定，因战争而造成疫病爆发的事件很少见。只是到了晚清时期，在太平天国战争的晚期，战争给各地带来了疫病。同治元年（1862年）临安“夏秋疫，时大兵之后，继以大疫，死亡枕籍，邑民几无孑遗。”（民国《杭州府志》卷84，引《临安县志》）同治二年（1863年），饶州“七月，鄱阳被寇灾，各村大疫。”（同治《饶州府志》卷31）兰溪“是时兵退，疫作，十病九死。”（光绪《浦江县志》卷15）同治三年（1864年）崇仁“七月，发逆退后，瘟疫盛行，比户无间，其病吐泻交作，十死七八。”（同治《崇仁县志》卷10之3）南城“夏，贼围郡城，被兵后，城乡大疫。”（同治《建昌府志》卷10）同治四年（1865年）上杭“四乡自乱后，继以大疫，稻熟无人收获。”（民国《上杭县志》卷1）这虽然发生在三四年的时间之内，但战争导致疫病的爆发和流行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