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他
    1.同天文有关。光绪《泰兴县志》卷1载：“春三月，太白经天，大疫。”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末也有相同的说法。又如光绪《江阴县志》卷8载：“道光元年，四星聚于壁，夏秋大疫，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口尽殁者。”2.同地震有关。同治《徐州府志》卷5上载：“咸丰三年，三月，宿迁地震，大饥疫。”又同治《泸溪县志》卷11载：“崇祯十七年，地震，民大疫。”3.同昆虫有关。民国《沛县志》卷2载：“乾隆二十一年，夏大旱，有青蝇结阵如密雨过，大疫，随之邑人多死。”4.同流民有关。民国《蒙城县志》卷12载：“光绪四年四月，大疫。是时河南、山、陕三年大饥，人相食，人民流入蒙境者遍地皆是，瘟疫到处传染。”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13载：“正德二年，疮。淮北饿殍拥众南来，致染杨梅疮。”
    四、疫病造成的社会影响
    疫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因此，不管哪种疫病发生都会使社会蒙受巨大的灾难。
    疫病带来的最大灾难，莫过于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数量之多是十分惊人的，一次疫病的发生，有时可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明史·五行志》载：“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岁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馀人。邵武比岁大疫，至是年冬，死绝者万二千户。正统九年（1444年）冬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万馀人。”《明实录》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六月，浙江乌程、归安、德清三县疫，死者万五百八十馀口。七月，浙江宁波府鄞、慈溪、奉化、定海、象山五县疫，死者九千一百馀口。十七年（1619年）三月，福建建宁、邵武、延平三县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馀口。正统十年（1445年）三月，浙江宁波府疫，军民死者六千六百馀。七月，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三府，自去冬以来，瘟疫大作，男妇死者三万四千馀口。十三年（1448年）九月江西建昌府新城，去冬今春，疫气大作，县民男女死者四千馀人。景泰五年（1454年）二月江西建昌府属县，去冬大疾，男妇死者八千馀人。六年（1455年）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四府瘟疫死者七万七千馀人。”这仅是正史上记录的部分情况，就此可以看出疫病造成人口死亡之严重。疫病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还可以从死亡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看出来，有的一次疫病造成死亡人口过半，例如正德八年（1513年）龙南大疫，“民死亡过半”。（光绪《龙南县志》卷1）嘉靖三年（1524年）凤阳大疫，“人民死亡过半”，（光绪《凤阳县志》卷15）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颍州疫，“死者十之六”，（乾隆《颖州府志》卷10）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霍邱夏大疫，“民死十之六”。（同治《霍邱县志》卷16）有的死亡人数甚至高达十之八九，例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霍邱夏四月疫，“人死十八九”，（同治《霍邱县志》卷16）同年萧县五月大疫，“死者十之八九”。（嘉庆《萧县志》卷18）
    疫病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使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破坏，引发粮食价格大涨。在方志上常有大疫之年，粮价腾贵的记载，例如光绪《青浦县志》卷29载：“万历十八年（1590年），大疫，米腾贵”。同治《苏州府志》卷142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大疫，米价腾贵。”下面两条材料进一步说明大疫-粮涨-死人之间的连锁关系。光绪《盐城县志》卷17：“崇祯十三、十四年，疫疠大行，石麦二两，民饥死无算。”康熙《嘉定县志》卷3：“崇祯十五年，（嘉定）春大疫，米石银二两，不数日石五两，麦二两，人皆食糠秕，糠尽皆食麸，麸尽食榆皮草根，甚至将死之人，割其肉食之，复大疫。”
    疫病造成的第三个后果，是由于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患病，常常造成土地荒芜和生产破坏。光绪《霍山县志》卷13引庐州知府龙诰的话说：“瘟疫流行，乡市人家不问官民老少悉皆传染，……今沿乡田地无人耕种，……合肥、六安、巢三州县抛荒田地或十分或八分、九分，截长补短，已耕者不及二分，英山、霍山、舒城、无为、庐江五州县抛荒田地或九分或八分七分，截长补短，已种者不及三分。”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仍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嘉庆《舒城县志》卷3：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夏大疫，造成了“麦熟田中至有无人收刈者”。民国《上杭县志》卷1载，同治四年（1865年）上杭县由于“四乡乱后，继以大疫”，结果造成了“稻熟无人收获。”
    五、明清东南疫病史的启示
    在查阅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中发现，在崇祯朝的17年中，从崇祯五年（163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连续12年有疫病爆发，其中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病扩散到东南4省56个县，达到了空前未有的严重程度。清光绪朝共34年，除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和三十四年（1908年）以外，32年中都有疫病发生。几乎达到年年发病的程度。明代崇祯，清代光绪都处在社会动荡、经济衰落、人民生活不得安宁的时代。封建政府又腐败无能，漠视百姓的死活，因而出现年年疫病爆发，并造成疫病的大规模蔓延，这就成为必然的事了。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人们，在防治疫病的发生和蔓延上，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明清东南地区遭受疫病灾害的，共有1538县次，其中约有459县次的疫病是由于大水、大旱、饥荒等原因所促发的。因此，在大灾之后，要提高警惕，预防大疫的发生，就成为一条不可忘却的历史经验。同时，大灾、大疫之年，常常容易引起物价的上涨，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不法奸商常乘机哄抬物价，历史上灾年因粮食腾贵，造成大量百姓饿死的惨痛教训是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