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平港
    安平位于泉州平原的南侧，厦门湾的北侧。安平又名安海，是泉州城外有名的大镇。苏琰说：“安海距泉郡五十里而遥，其地北阻府会，南控漳潮，乘风破浪，诸岛夷仅在襟带间。”(29)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安平作为海港有其地理优势。早在弘治年间，安平镇便名列于《八闽通志》，迄至嘉靖年间，安海已有一规模：“本都数千人家，粟帛之聚，甲于乡邑。”(30)
    导致安平镇繁荣的主要是海上走私。朱纨曾说：“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获窝家之利。”(31)赵文华也说：“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32)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33)这些史料都说明安平是嘉靖年间福建主要走私港口之一，不过，在明代中期，它的名声比不上月港，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市镇。
    嘉靖年间，安平的走私贸易逐渐发展为对日本的直接贸易。我们可以看嘉靖年间黄堪的《海患呈》，他说：“本年三月内，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处无知小民，亦有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始则两愿交易，向后渐见侵夺。后蒙本府严禁接济，是以海沙罢市。番众绝粮，遂肆剽掠，劫杀居民。鸣锣击鼓，打铳射箭，昼夜攻劫，殆无虚日。去海二十里乡村，契妻提子，山谷逃生。灶无烟火，门绝鸡犬……至本月十九日，夷船闻风逃去，居民复业。”(34)可见，朱纨的海禁失败后，日本海船干脆开到福建沿海贸易，而缺乏管理的对外贸易引起了双方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福建沿海闹倭寇的原因。在倭寇之乱中，安平镇受到较大的破坏，倭乱平定后，朝廷开放漳州月港对外通商，安平的商人多到月港申请对外贸易的许可：“明万历间，漳郡海澄乡宦竞设内港渡，往来安平，以济商人，甚为称便。”(35)但是，由于明朝廷颁发船引是在海澄，所以，当时安平的对外贸易不如月港，当时郭造卿说：“迩者，番舶为漳所移”(36)，即是说这种情况。
    不过，毕竟对外贸易造就了晚明安平港的繁荣，嘉靖年间，安平镇已是“东南巨镇，闤比闠联，万有余家”的大镇(37)。万历年间，安平镇的繁荣更为可观，其时有人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38)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安平镇已是“室家鳞次，闤闠节比，肩摩毂击，骈骈阗阗，昔村落而今粤区矣”(39)。明末，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从马尼拉转到日本长崎，月港的对外贸易开始衰退，而安平港迅速发展，巨商郑芝龙等人定居安海，晚明安海的繁华程度相当可观，“今市散处直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鳌美塔以上为鱼肆、肉铺，市下多锦绣、棉布，迩年北门外，山刍、野蔌、五谷、茨芋、水虫、羽族，凡百物皆朝萃于此，迨午而去，日日为墟也。”(40)
    由于安海商人的踪迹遍及天下，除了日用品以外，各种商品也都汇集安海，“凡人间之所有者，无所不有，是以一入市，俄顷皆备矣。”(41)明代后期，安海已成为泉州各县与海外各地的海口，实际上，它的繁荣已超越一般的城市。当时的郑芝龙以富贵闻名于天下，“芝龙置第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42)当时郑芝龙富可敌国，在海内外都是闻名的。
    总之，安海港的发展比月港略迟，这是因为，明代前期，泉州人当官的较多，与官府关系较好，泉州人不敢大张旗鼓地走私。但到了明代中期，泉州人也开始走私，最早发展起来的就是泉州城外的安平港。但其贸易不如月港。迄至明代末年，由于郑芝龙盘据安平港，泉州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势力超过了漳州人，于是，安平港也兴盛起来了，其时似比月港更为繁荣。
    三、厦门港
    厦门湾除了北侧的安海港与南侧的月港之外，其主体还是厦门岛与金门岛，厦门与金门二岛的岛屿面积都有100多平方公里，岛上有山有水，可种植水稻。自从唐宋以来，这些海岛上已经有人定居。《八闽通志》记载明代中期的厦门湾诸岛：
    丙洲屿，在仁德里十一都，居民二千余家。
    嘉禾屿，在嘉禾里二十二都，延袤五十余里，居民二千余家。
    古浪屿，在嘉禾里二十四都，居民二千余家，洪武间尝徙其居民，成化六年仍复其旧。
    浯洲屿，十七都至二十七都之民，皆处其上，凡二千余家，多产鱼盐。(43)
    以上所述的丙洲屿，位于厦门与同安之间，是厦门到同安的必经之处，岛上居民众多。作为海港的主要是嘉禾屿、古浪屿，嘉禾屿即为厦门岛，这是文献有明确记载的；再次，古浪屿，今称鼓浪屿，是厦门边上的一个小岛，早在明代前期，岛上即有二千多户居民，这是出乎意料的。复次，浯洲屿，浯洲屿即为金门岛，这是一个以出产鱼盐而出名的地方，早在明代前期，也有了二千户人家。
    金厦二岛地处海边，风沙极大，尤其是金门岛，面临台湾海峡，凛冽的海风每每掀起沙尘向内地推进，不断吞噬良田。因此，金门岛上的田地含沙量较大，种植水稻的收获不高，自从番薯传入后，岛民大种番薯为食，粮荒稍有缓和。至于厦门岛，虽可种水稻，但因淡水供应有限，岛民多以渔业为生。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厦门湾是一个优良海港。明代初年，朝廷在厦门岛筑军事要塞，驻扎永宁卫的中左所，在厦门岛之外的“浯屿”，又建立了水寨。其时，浯屿隶属于漳州龙溪界，后又划归海澄界，“浯屿水寨。福建五寨，俱江夏侯所设，浯屿水寨原设于海边旧浯屿山，外有以控大小担屿之险，内可以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今欲复旧制，则孤悬海中，既鲜村落，又无生理，一时倭寇攻劫，内地哨援不及，兵船之设何益哉。故与其议复旧规，孰若慎密夏门之守，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坠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联络，岂非计之得者哉。”(44)《海澄县志》说：“浯屿，在同安界海中，林木苍翠，上有天妃庙。国初置水寨于此。后迁厦门，又迁石湖。而此地为盗贼泊舟之所，出没无常。”(45)可见，明代中叶浯屿也是海盗商人往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