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清史料是北京城市社会的地方历史文献，从地方历史文献中考察民间水治，与从国家河渠志上考察，有三点不同：一是国家资料记载的水利工程，由水的自然环境所决定，以农村用水为主，而北京史料以城市用水为主；二是国家资料记载的水利功能，由农业国家的农耕水利命脉所决定，以灌溉水利为主，而北京史料则集灌溉、航运、城防和城市消费生活为一体；三是在历史上，北京史料的编纂者往往也是国家资料的编纂者，他们为了突出北京的统治地位和繁华的帝都生活，增加了对北京民间水治和社情民心的记述。明清以后，在国家级河渠志等专门文献之外，北京还出现了官修史志和私人风土笔记，它们在记述北京城市的社会生活中，也提到了用水，并描述了各种用水场合和大小人物，其中有不少供职朝廷的权要，有吟咏田园的知识分子，也有行业工匠、寺观僧侣和胡同居民等普通城市角色，还有往来于城乡之间供应粮草蔬菜、烧炭木材的流动人口，这些都使北京民间水治独具历史文化内涵，对认识现代北京城市的用水习惯有很多启示。
    一、在水道分布中叙述城市社会结构与用水民俗
    北京明清史志中的城市水利记载，受到了水利运行对北京城市社会运行的规定性的影响，也受到了北京城市社会功能对城市水利运行需求的限定。北京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多样化的用水民俗共存，这也使北京的民间水治既有国家依附性，也有多民族性；既有等级性，也有内在的文化秩序。长期以来，北京民间水治与国家水治相协调的优秀成分，还逐渐融会为一种城市性格，延续到现代社会。
    （一）水道及其流经路线和社会布局
    在北京明清史志中，对北京的水道记述很多。所谓水道，指北京城市供水工程，以及配套的井渠设施和城市建筑。我们通过这类记述能看到，自金元时期以来，北京在灌溉、航运、供水、防洪和城市环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水道的流经路线和沿岸的城市建筑分布默契，展现了北京的社会结构外壳，这是这批文献比国家河渠志更为地方化之处。
    金元以后，开凿白浮瓮山河，引水入积水潭，此后，增修城市闸河，引金水河，并多次导引永定河和玉泉山的泉水入城，保证了城市用水，也提供了城市景观。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对此做了描述。他专门写了一章叫《积水潭》，我们读他的文字，能知道，一个三百年前的缺水城市，自从有了积水潭，曾是如何优美和繁华。
    都城北隅旧有积水潭，周广数里，西山诸泉从高粱桥流入北水门汇此。内多植莲，因名“莲花池”。池上建有莲花菴、净业寺等，及王宫贵人家水轩、水亭，最为幽胜。于文定公慎行莲花菴潭上夕饮诗：“禅宫遥倚北楼开，楼下平湖落照来。金水环城全象汉，莲花涌寺宛成台。诸香各捧空王座，一叶能浮太乙杯。便是忘归归亦醉，夕阳清角莫相催”。……袁宏道游北城临水诸寺至德胜桥水轩集诸公诗：“西山去城三十里，紫山献青逻见湖底，一泓寒水半庭沙，攒得白云到城里。茭叶浓浓遮雉朵，野客登堂如登舸。稻花水渍御池香，槐风阵阵宫云凉”[1](P12-13)。
    我们能看到，在当时人眼里，北京市内有湖，好比杭州有西湖，是一种城市霸气、王者气象。积水潭自成风景，还把有限的水域融入城市文化，引得“诸香各捧空王座”。晚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也曾来此游览，称赞从城外遥远的地方引水入城，是了不起的壮举。袁宏道是明代通俗文艺运动提倡者，他吟咏北京水道和积水潭的诗句也写得宛如民歌，朗朗上口，如“西山去城三十里”、“攒得白云到城里”。
    作者还写了西山流水进城后，从“德胜门”“流入西苑”，再向东华门外“南出为玉河”，整个水道是通向城市核心地带和市区要道的水线。（引文中的括号内文字为原著所加，原以小号楷体字表示，现改为括号内文字，以方便读者阅读和对照。本节以下引文中的括号文字，皆为相同的处理方法。）
    皇城内有海子，在西苑中，源自宛平县玉泉山，合西北诸泉流入都城，汇集积水潭，亦名海子，（德胜桥东西是）复流入西苑，汪洋若海，人呼西海子。南出为玉河。元马祖常诗：“御沟春水晓潺湲，真似长虹曲似环。流入宫墙才咫尺，便分天上与人间”。永乐间周迥建亭榭以备游幸，赐名太液池。京师八景有“太液池”谓此[1](P14)。
    作者也说明，在水利工程技术上，从德胜门起，对城外入城的水量有特殊控制的，主要是从城门起，采用缓化的措施，减缓水的流速，而不是一定要修筑水坝。这让我们看到，当时在水道要害的建设上，是有对城市安全的考虑的。
    德胜门之西，城垣下有水窦焉。西山诸水从此流入都城。水口为石犀以当之，遏冲突，缓水势也。而菴其上，名曰镇水观音菴。其北即水入处，泠泠有海潮之音。其南则晶淼千顷，草树菁葱，鸥凫上下，亭榭掩映，列刹相望，烟云水月，时出奇观，允都下第一胜也。[1](P25)
    从作者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水利技术，是以城门“水口”，在水口处，设“石犀”分水，缓和水势，以利节水和防洪。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水治和民间水治的共同经验。而这种率先保证政治中心用水安全的水利设计，也正是国家水治的一个特点，它也成为北京水治的一道政治文化风景线，被用来歌颂水利德政。据说在历史上不仅有袁宏道，其他很多参政文人都为北京水道做过应制诗篇[1](P14)，他们看到了积水潭一带的水文地理重要性，把它命名为“京师八景”之一。
    除了把守水口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技术措施。如从积水潭起，在高粱河的入城水道上分段设立闸门，凿井蓄水，让渠水能够得到节节控制，按照城市用水的社会需求分配水量，达到以合理利用水资源的目标。从文献看，从元代到晚清，这件事从未停止过，到清《光绪顺天府志》时还有此记录：
    地安门外大街（地安桥）下闸迤西有石小桥一。火神庙在桥西，濒什刹海，唐贞观时火德真君庙遗址，庙前井一[2](P354)。
    这种城市水利模式的地位之重要，在于它能适应皇城环境建设和农田灌溉的两种目的，营造了早期北京史中的城市田园格局，如“积水潭水从德胜桥东下。桥东偏有公田若干顷，中贵引水为池以灌禾黍。……稍折而南，直环北安门宫墙左右”[1](P16)。北京自汉代以来就是华北周围最先发展灌溉的地区，早有凿井灌溉的传统。到金元代建都引河入城后，又发展了井渠双灌，扩大了城市用水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