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火药局一处属者宫中。元宵上螯山顶上之灯，例点放神器三位，则监工事也。凡每年七月七夕宫中乞巧小针，并御前铁锁、锤钳、针剪之类，及日月蚀救护锣鼓响器，宫中做法事钟鼓、铙拔法器，皆隶之。是以亦称小御用监也。[10](P110-111)
    我们能看到，兵仗局所对内制造的，主要是节日和救灾使用的焰火响器之类，提供“元宵放灯”、“七夕乞巧”、“日月救蚀”和“宫中法事”使用。从前北京民间的这类行业也很发达，在太平盛世时，还有朝廷与民同乐的景象。当然，在现代社会，这些都是民俗行业了，已由宫廷走向民间。而在这种传统行业中，水曾是航运工具，也是消防武器。
    第10和11条，讲到茶叶和猪肉加工业，并提到其井址。茶叶、猪肉和牛羊肉等都是北京的传统饮食，在传统饮食作坊加工中，对水井的水质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时水既是产品的成分，又决定着产品的质量。
    北京城市消费生活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这方面的记载大都是民俗，如提到隆福寺庙会时说“寺后一井”[2](P365)。隆福寺是北京历史上有名的两大庙会之一，另一个是护国寺，也有寺井的记录。过去民俗学者看这段资料时，只注意两大庙会的繁华，却不大注意它们的用水，现在这些资料给我们提了个醒。这些资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指出水井所在胡同之后，还顺便告诉读者一些民间称谓。在这些地方，作者笔调之活泼，是国家河渠志所不可能有的。例如：
    大沟巷（俗讹打狗巷），井一。[2](P385)
    伽蓝殿胡同［俗讹车辇（碾、簾）店］，井一。[2](P383)
    南、北养马营（俗讹羊毛营），井一。[2](P372)
    腾禧殿，井一。《金鳌退食笔记》：腾禧殿在旃檀寺西，明武宗以居晋王乐伎刘良女，俗呼为黑老婆殿。傍有古井，曰王妈妈井。[4](P445)
    这些民间说法，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是不大容易知道的。而读者知道了这些说法，即便是不用按图索骥，也能凭着市民的现场指点找到这些水井，而史料本身同样能反映水井与国防、祭祀中心、街区行政、行业和日用的关系，有总比无好。
    三、在水利史事中介绍城市历史文化隐喻
    北京水利史有很多传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能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北京的城市社会史。这些史料，通过对同一事件、同一水利地点的反复记载，让我们看到，国内水治的一些主要问题，都能在北京得到基本的体现和较高的重视，同时北京水利也有自己的特点，形成了一些特有的象征隐喻，水事隐喻的稳定性还超过了政治事件的稳定性。
    北京的水利与政治中心关系密切，一些位处中央皇权所在地的水井往往成为政治上的代号。当历史朝代更迭或社会发生巨大动荡的历史转折时刻，某些水井还被赋予政治属性，成为权力斗争的特殊象征。有一些井的命名，如“珍妃井”等，便与此有关，这在北京史上是不乏其例的。还有一些史志资料，介绍朝廷士臣的经历，也提到了水井，并被多次记录，反映了这种水利建筑有不平常的含义，以及作者要把它们流传下去的态度。早在明初，这种记录便已经出现，如明七子之一何大复记录元朝往事。
    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洪武八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学士素走报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谓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危由是不死。翰林待制黄殷士冔投居贤坊井中，从人张午负以出，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黄曰：齐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使家人环守，至日昃，会大将军徐达下令，胜国之臣俱输告身。黄绐午取告身，午出，还求勿得，亟往视井，则黄已死。午买棺以敛，且营葬焉。[2](P385)
    何大复与李梦阳齐名，都是明才子，不过李梦阳写了北海，何大复写了一位元朝忠臣与井的干系。文中的报国寺，是一所宗教寺庙，内有水井，经过这次政治事件，此井便进入了政治史。此后，清代的《日下旧闻考》和《光绪顺天府志》等，也都记录了这段井事，基本是全文抄录，惟《光绪顺天府志》增加了一行字：“有报恩寺，有明成化二年碑，修撰严安礼撰，寺内有井，元翰林待制黄冔殉节所也”[2](P499)，看来是经过勘察的结果。同类的“入井”轶闻，明亡清兴时也有，水井地点就在本文上面提到的西长安街双塔寺。
    西长安街（双塔寺井），明大学士范文忠景文殉节所也。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桥范公景文，先已绝粒不食，至是见贼骑纵横，望阙哭，于双塔寺旁井中死之。[2](P499,355-356)
    此文的事主范某，被《畿辅人物志》的作者呼为北京历史人物，《光绪顺天府志》编修者则将此事称为“传信”或“无名氏甲申小纪”。从情节结构上看，它与上则史料属于同一个“入井”母题类型。更早的“入井”者还有“舜”、“象”等神话帝君，因此说它是“无名氏”之作也是有道理的，而水井史事一旦生成故事母题，便能广泛地传达城市的历史隐喻，而从北京史料看，这样的“入井”母题其实还有很多①。
    综上所述，北京地方文献记述和介绍北京水治，具有传统农业社会国家水治的恢宏气象，也有首都城市水利文化的特有内涵，与现代水利资料相比，这个特点是十分突出的。相比之下，北京现代水利资料，主要是水利气象的现代科学管理记载，大多是北京水系的水利工程与水利减灾事件，如1949年前后的华北水利工程局和北京水利气象局的档案。还有不少散存资料，分别保存在环境、地理、地质、农业、建筑和城市民用工程等部门的档案中，各有分类标准，也反映一些在特定情况下急需解决的水利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编撰出版的北京《水利志》，以及各城区相应编纂的水利分志等[11]，系统地反映了北京现代水利建设事业的建设过程和发展成就。我们将北京现代水利资料与北京水利史料相比较，能对传统水利术语的现代科学解释有了新的认识，也能发现它们共同关注的一些水利问题，包括北京水系的水利工程地点和水利事件等，我们还特别关注它们在处理水利纠纷过程中所依据的政府政策和民间习惯法的记述，考察通过这些记述所体现的北京城市用水传统和现代变迁。另外，也有一些北京文史资料和个人著作等，里面涉及北京传统文化和用水，如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往事谈》，陈垣《从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都提供给了我们一定的地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