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道流势对北京城门、城墙和市内建筑的决定作用
    实际上，在北京史志文献中，我们能看到更为宏观的北京水系布局，及其对北京城市建筑的左右作用。首先，城市水系与城门关系密切，城门的地址要有利于水进水出，体现促进城市社会管理的功能。其次，城市水系与城市地形关系密切，水道要避高就低，而城市建筑要避低就高，由此形成了北京城墙与城内的高台和平地与水网流势恰成比例的格局，使自然环境与社会利用做到天人合一。再次，保障皇城和民居的双向供水。应该说，这些史志文献不是水利科学史，但它们仍以作者亲自考察的方式和简约的现场走访文字，说明了作者对北京水系的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与水利科学史一致的社会事实，这也体现了史料文献的价值。
    很多文献记录了北京水渠所流经的“南顺城街”、“阜成门内大街”、现在赵登禹路上的“马市街”等地点，以及途中的水利建筑、井数和城市用途。
    西直门南顺城街，井二（中心台井一，马圈井一）。[2](P376)
    阜成门内，历代帝王庙。历代帝王庙内，井一。[3](P812)
    东马市街，井五。亦称西大街，见旧闻考，井三。[2](P365)
    在水道沿途，重要的建筑是“历代帝王庙”，它以井蓄水的目的，是祭祀统治北京城的帝王祖先和祈求福荫。陈宗藩在《燕都丛考》中引《顺天府志》，并做了实地考察，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景德门外东为神库、神厨各三间，宰牲亭、井亭各一”[4](P348)。他也说明，在这条水线上，除了皇家宗祠，还有民间信仰的寺庙坐镇，包括蒙、满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寺庙等。寺内有井，与附近其他三座井共同称作“四眼井”，构成民用水系。
    缸瓦市至新街口附近曰四眼井，曰甜水井，曰井儿胡同，曰沙井胡同，曰显灵宫。《顺天府志》：显灵宫，明建，崇奉萨真人及王灵官也。在四眼井，其旧门亦在兵马司胡同。[4](P342)
    还有一个重要的水利信息，就是水渠路线对北京城内高台地段采取避让措施，而不是硬性削地让路，如此能节水省工，减少开支。现在看，这种做法还保持了城市自然地貌，并能把本钱花在国家水治的真正目标上。例如，不少史料都写到了一个重要的地名的“上岗”，并提到那里有井。此指西直门水渠行至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南，遇到了一个高岗，受到了阻隔，于是水渠绕开了这块台地，从马市街向南，蜿蜒前行。明代将北京城向南扩展，也是要避开“上岗”[5](P5)。
    《光绪顺天府志》：“变驴胡同，上冈，井一。”[2](P370)
    《燕都丛考》：“西城阜成门内之上冈。《天咫偶闻》：阮文达公蝶梦园在上冈。此园今已改为花厂，无复亭台花木，只石井存耳。”[4](P272)
    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定位，有时还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不都是顺从自然水系的原因。现南城墙的局部向外凸出，是因为当时要把双塔寺圈入城内[5](P6)。双塔寺，金代游牧民族在北京城内兴建，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当然重视，所以要把它保留在城内，继续使用。明代以后，它经历拆建，又延续下来，仍被当作正统寺庙。它的庙史伴随着北京皇城史的兴衰，连它的寺井也衍生了很多政治意义。
    小时雍坊西长安街，双塔寺旁，井一。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于双塔寺旁井中死之。本朝顺治间谥曰文忠。[6](P131-132)
    北京水道南出崇文门而下，对南城的社会格局也产生了影响。过去崇文门一带坊巷胡同的设置皆依水利网络而成，它们即便被史志记载，分成不同的条目，也显得格局相似，整齐划一。例如，《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东城（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明时坊井儿胡同。东城（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南居贤坊冯良儿井。”[7](P8-9)
    我们从北京史志中还能看出，在历史上，北京水道的航运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这是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国家水治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航运进货，提供国库存储、皇室需求、安全保卫和民间日常之用，对它与北京城市建筑的关系，要放到当时全国物质输入北京的水路网络中去看。《帝京景物略》抄录了一首顾起元的诗，反映了时人的认识。
    江宁顾起元《朝天宫》：黄金仙阙绛河开，白玉丹台落碧回。树杪鹤从远海集，池边龙自葛陂来。甘泉已奏扬雄赋，汾水还歌汉主才。何俟求仙遣方士，人间此地已蓬莱。[8](P187)
    这种开放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技术系统的智慧体现，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系统的规模象征。诗中所说的“黄金仙阙绛河开”和“树杪鹤从远海集”，都是以诗的语言，对北京元代以来水利成就与社会发展规模相映衬的概括，而不是普通的夸张，民间水治的说法是龙王爷保佑，如诗中说“池边龙自葛陂来”，其实这也是对吉祥的水利文化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