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井的城市公共利用
    封建中央集权是北京水治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水道的性格是外向的，水井的性格是内向的，两者是有相对区别的。但两者也有诸多联系，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在整个北京城市社会的运行中，水井的使用与封建政治、封建文化和传统城市行业也有高度的综合，不过是从比较微观的层面上，体现了水渠与水井、国家水治与民间水治、国防、城防与传统城市行业的关系等。
    1.官署用水：水井与水渠的关系
    上面已约略提到，元、明、清国家政治文化机构的设立，是与北京地形和水渠路线的结构有直接关系的。虽然元代集权机构的布局经明代的改造后有了很多变化，但重要的中央机构对城市水利的支配权和享用特权没有改变。北京史料正在这点上做了记载。在《宸垣识略》和《燕都丛考》中，都提到了官署翰林院，并说那里“院内东偏有井”，“井之外为莲池”，“莲池”是由积水潭下来的水。总之，此处既有水井，又有水渠，水源相连，诗意无限。
    《宸垣识略》：
    东长安街北玉河桥之西翰林院署院内东偏，井一。院内东偏有井，覆以亭，曰刘井。明嘉靖戊子始建御制五箴碑于敬一亭。亭树于堂南，左则刘文安井，井之外为莲池。右则柯竹严亭，亭之前为土山。刘文安名定之，官学士。柯竹严名潜，官学士。施润章刘井诗：青荧谁凿水晶寒？锦石银床位置安。起草群臣曾洗砚，论文异代一凭栏。宫云近覆晴犹润，海眼潜通旱未干。倘有泥蟠神物在，那愁霖雨被人难。又柯亭诗：仙客联翩倚槛来，丹亭曾向日边开。残荷蔽芾犹连井，芳草凄迷旧有台。接坐共怜星聚地，凌云谁称岁寒材？风流未坠余陈迹，怅望千春首重回。[6](P84-85)
    《燕都丛考》：
    东长安门外翰林院，院内东偏有井，覆以亭，曰刘井。[4](P180)
    在其他史料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些中央官署的水井，如司礼监的两口井等[2](P337)。在这个地点上，还有其他重要权力机构，如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钦天监等，它们都和翰林院一样，位于紫禁城的城门与城市水道之间，尽享水渠和水井。与一般水井的坊巷用户不同的是，官署井水的享用者同时是国家水治的形象化身，因此他们的概念比较宏观，所要考虑的是举国水利的历史与现实。
    2.贵族用水：国家水治与市民和民族的关系
    在北京史料中，我们能看到，城市历史街区与封建等级是有序划分的，一条史料特别记录了供养皇子、皇女的奶妈的府第“奶子府”及其水井分布，并且王府和官宦特权生活区的水井还都是比较充裕的，大都有“井二”。但相同史料也记载了共享用水的民居胡同，这就使这种特权的记载尽管突出，但又与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社区共享用水是不矛盾的。
    丰顺胡同，母猪胡同，灌肠胡同，奶子府，南大院井一，花园井一。[2](P353)
    王府大街，井二。[2](P352)
    太仆寺街，井二。[2](P356)
    太平胡同，黄面胡同，口袋胡同，翠花胡同，井二。[2](P353)
    与之相关的另一种情况是，元、明、清政府的城市规划，特别在元代和清代，都曾按蒙、满、回、汉等民族的不同划分了不同居址，我们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看水井的分布，还能看到对民族民俗用水的关照。例如，“枣林街，井一”[2](P372)。枣林街，位于宣武区岗上地带，是北京四大回民聚居区之一。清康熙皇帝曾专门赐匾，强调民族团结。康熙也是在北京史上把国家水治和城市水利建设结合得最好的一位皇帝，他对北京永定河水源地的有效治理，现代社会还在受益。他的民族政策眼光也体现在水井利用上，我们能看到，在宣武高岗的这样一个供水困难的地方，仍有“井一”。
    3.封建城市行业用水：国防、城防和社稷民生的关系
    北京是传统消费城市，这种城市的性质，使它的传统加工业特别发达，这是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能看到的。但从水利史的角度看，这种城市行业的发达，又是与北京城市水利系统分不开的。北京水系长期承担着国家水治的责任和帝都城防的任务，它的传统行业的形成，是与这种政治军事结构相一致的，如以“枪”、“炮”、“箭”和“火药”行业居多，史料也有很多将城防、军备与粮仓和用井并提的记录。
    火药局胡同，井一。河沿龙王庙井一。[2](P338)火神庙井一。箭厂，井一。[2](P385)
    天师菴草场，在皇城外东北，正统年间，以张天师旧初建，故名。有井。[10](P115)
    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其西有安乐巷、井儿胡同。[4](P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