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利益一致学派--和谐史观阐释历史
    利益一致学派，又被称为新保守学派或和谐学派，是以和谐史观解释美国历史，认为美国社会发展无根本的利益冲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学派的学者开始对进步学派的观点进行全面反驳。他们否认美国历史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矛盾和分化，否认下层人民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强调美国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和谐。随着二战后国际上冷战气氛的出现，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影响大增。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利益一致学派的观点逐渐在美国史学界居于统治地位，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达十几年，至今仍有较大影响。
    二战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使得一些美国人感到有必要重新肯定美国的传统与价值。同时，美国国内政治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猖獗而日趋反动，美国的主要社会思潮由进步转向保守。在所谓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挑战面前，美国史学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完全忽视美国人民的革命传统，竭力否认美国社会存在着对立阶级的斗争，强调用无冲突的“利益一致论”来阐述和改写美国历史。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森在1950年12月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主席报告中公开宣称：“我们需要的是用纯粹保守主义观点写成的美国历史。”[5]因此，到40年代和50年代初， 历史学家用一种保守的“和谐论”取代了进步史学家的社会批判主义。他们开始用“一致”和“持续”等词句重新改写美国历史，在他们的著作中，美国民众的联合一致性远远超过他们之间的分裂和对立。
    1948年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出版了《美国的政治传统》一书，美国史学界一般将此看成是利益一致学派诞生的标志。霍夫斯塔特在此书中说：研究了美国国家的思想意识后，更加确信必须重新探讨以往的那些强调社会一致的传统观念。而这种观念现在已被经济学派的冲突论淹没了，必须使它重见天日。[6]（P144）在1974 年出版的《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霍夫斯塔特认为，美国历史发展中确实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传统，如私有制、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原则，则一直没有根本改变。而且美国历史上的斗争往往包含着斗争各方的共性与历史的一贯性。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 ）是利益一致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其1953年出版的名著《美国政治的精髓》中，布尔斯廷概括了利益一致学派的基本理论，并分析了这一新保守思潮崛起的原因。在书中，布尔斯廷不仅否认美国革命时期殖民地存在着社会冲突，而且他还把独立战争描绘成一场“保守的抗议运动”，因为，布尔斯廷认为，殖民地人民是在为维护传统权利和英国宪法给予他们的自由而斗争。英国政府在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之后违反了自己国家的宪法，侵犯了殖民地的权利，因而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美殖民地的爱国者在进行革命的时候也是在捍卫英国古老的传统和宪法。所以，美国革命是一次“宪政主义的胜利”。[7]（P144）这一观点为50 年代一些研究各个殖民地革命时期情况的保守派学者进一步论证，他们认为在革命后传统的政治领导形式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有人甚至认为革命不过是一场比较深刻的教育活动。总之，利益一致论史学家在其著作中所力求论述的逻辑就是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的关系是和谐的，殖民地内部的关系也是和谐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结果是维持并继续了这种和谐。因此，美国革命不是场革命，它具有深刻的保守性。以后的美国历史也是美国人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处于和谐状态之中。其后布尔斯廷又相继完成一系列名作，其中《美国人：殖民地历程》（1958）、《美国人：建国历程》（1965）、《美国人：民主历程》（1973）分获班克罗夫特奖、帕克曼奖与普利策奖。这一套著作把美国历史的各个情节全部按照和谐、延续的观点重新予以解释。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史坛几乎是利益一致学派的一统天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学派的不足与缺陷日益显露。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的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动荡使美国人重新认识到他们社会中的贫困和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这些促使知识分子重新考虑美国的历史。甚至霍夫斯塔特也在1968年承认，站在利益一致论的立场上来写历史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第一，这样的写法不能把美国革命中的激进方面的情况真实反映出来；第二，如果遵循这种理论就根本不能解释内战及与之相联系的诸问题；最后，它强迫史学家否认美国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的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6]于是， 美国史坛逐渐出现了“新左派”、“新思想史学派”和“新社科史学派”等试图重新解释美国历史的众多学派，美国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形成各派争鸣的局面。
    三、新左派史学--自下而上重写历史
    新左派史学家在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上提出了新的设想：即通过分析社会底层来研究美国历史，“自下而上”地重写美国历史。
    新左派产生于60年代初，60年代兴起的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反越战抗议活动，以及遍及各大学校园的学生文化反叛浪潮促使知识界重新认识美国社会、文化和传统。在二战前大萧条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学者多数都参与了各种反政府政策、反传统、反保守观念的社会运动。像当年的进步学者一样，他们再次感受到探讨与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的必要性，产生了在历史上寻求当代社会矛盾根源的强烈愿望。突出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情感的是一批被称为“新左派”的年轻史学家。他们反对保守观念的束缚，对利益一致论史学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们认为利益一致学派关于美国历史“和谐一致”的观点之所以错误，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注意到“和谐”的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新左派史学家认为利益一致学派至少有三点是难以接受的：第一，一味盲目地歌颂美国的历程，这种保守的史学研究只是符合贵族阶级对社会统治的需要；第二，这些保守的史学家把持了东部名牌大学，唯我独是，以学阀的态度排斥不同观点；第三，利益一致学派仅仅就事论事地研究历史，没能提供一个对将来有参考价值的“有用的过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