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史家代表斯道顿·林德在其《美国激进主义的思想渊源》一书中提出：“今天的激进主义所具有的特征鲜明的观念拥有悠久和辉煌的历史，熟悉这段历史会有助于加强用于明天斗争的武器。”[9 ]在将历史服务于现实的实用史观引导下，新左派史学家迫切感到有必要在历史上找出医治今天社会弊端的途径，民众抗议的力量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与进步学派前辈不同，新左派学者更强调下层人民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认为美国出现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现有制度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进步学派则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改良来加以解决。在方法和观点上，新左派是要求彻底变革的“激进派”，进步学派是要求改革的“自由派”。所以新左派在其著述中不像进步史家那样坚信社会会自然走向进步，而是强调对社会发动剧烈改造的必要。这些新认识促使新左派史家发出了“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呼吁。他们提倡“从社会下层而非上层，从默默无闻者的立场而非声名显赫者的立场描述过去社会”的新方法。“默默无闻的大众”之所以重要并不仅因为他们是人口的多数，而且还因为他们是“社会机制变革”的主导力量。进步学派虽然为从整体观察历史而将下层民众置于历史研究视野之内，但却未有意识地扭转传统的自上而下观察历史的史观。与此相比，新左派史家则为了发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有意识地明确扭转了传统史观，从下层民众的角度观察整个历史。
    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杰西·莱米什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家还在从对少数人的考察中得出关于整个社会的结论。这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使我们的观点产生谬误，而且有时使我们背离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初期的历史曾被看成是协调一致和无阶级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学家采用这种方法来看待它的缘故。”[10]莱米什在其重要论文《自下而上地观察美国革命》中首先分析批判史学领域里“杰出人物决定论”思想。他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家还在从对身居要职的少数人考察中得出关于整个社会的结论。这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使我们的观点产生谬误，而且有时使我们背离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初期的历史曾被看成是协调一致和无阶级的时期，部分地就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学家采用这种方法来看待它的缘故。”他认为，在北美殖民地社会里从来就不存在协调一致，事实上，独立战争前，在北美殖民地移民中，上层和下层人物对待英国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区别，独立战争的领导人是慢慢地被迫走向革命的，而且还力图向外界证明，他们不是“无理取闹”的反叛者。莱米什认为，以往的美国历史学家对于普通群众的事情非常迟钝，如果能够从他们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考察革命，那么就会发现，革命具有更为激进的性质和伟大阶级冲突的特点。他认为，贫民、特别是水手，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空白点，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莱米什要求重新正确评价美国独立战争。他说：“美国革命可以从那种认为所有人都是生为平等的，有理智的，既然他们思考和推理，就能够从创造自己历史的观点出发很好地重新加以考察。”[10]因此，他认为，历史学家如果能够从普通群众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考察美国革命，那么就会发现，革命具有更为激进的性质和阶级冲突的特点。他的这种观点反映了战后美国进步史学的新思潮。
    新左派史学在60年代刚出现时，大有破竹之势。但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和美国社会一些矛盾的暂时缓解，新左派的势头逐渐减弱。
    四、新社会史学--多元化研究
    新社会史学注重向来不为传统史学家所注意的种族和社会群体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并从这一立场对美国历史进行多元化解释。
    从60年代起，激烈的社会动荡--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学生反战运动，以及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新观念，为美国学术界的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各学科的交叉发展和相互渗透日趋频繁，历史学家开始广泛地运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计量统计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手段等进行历史研究。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也开拓了新的领域，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社会史学随之在美国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学派，从而使美国史学在研究内容、领域、方法和材料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首先，新社会史学家不再将社会史视为历史研究中一个以对象划分的专题分支，而是将其当作从社会观点出发的历史，它包容了所有历史学的专题分支（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是一种“以社会集团，尤其是社会经济集团为中心的历史写作方法。”它研究的范围决不限于传统上称之为“社会”方面的问题，不排除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活动。其次，在内容和主题上，新社会史学研究从传统的领袖人物传记、政治体制、思想史和外交史转为对普通社会群体的研究，尤其注重对那些被传统史学忽视或无视的群体，如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语裔人、亚裔美国人和妇女等的历史。重要的是，对这些群体的研究“不是对已经存在的（美国）历史知识的一种简单补充，而是对历史本身的一种重新定义。”[11]第三，新社会史家的研究取向由个别的历史事件转向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现象，强调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应是社会史的主要研究目标。第四，新社会史学在研究领域比传统史学更为宽广，分类更为精细，出现了许多新的专门领域，如黑人史、拉丁裔美国人史、印第安人史、亚裔美国人史等。在这些新的领域中，又有更进一步的分类，如黑人史中，又分为奴隶制下的黑人史、黑人妇女史、黑人文化史、黑人思想史等。妇女史研究的领域从传统的选举权运动扩展到家庭史、移民妇女、少数民族妇女、边疆妇女、战争时期的妇女问题，以及妇女权力历史等方面。劳工史也从过去的工会研究的单一方向扩展到奴隶制劳力的比较研究、工人在工厂的生活、工人与美国制度的关系、非产业工人的历史、少数民族劳工的经历等。第五，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新社会史学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文艺批评等领域中借用了不少研究分析方法，并启用了口述史、统计史学、文化与考古研究等其他研究形式。在史料方面，除了继续使用传统的史料（如政府档案、报纸、手稿和历史文献等），研究者也大量发掘和使用其他的材料，如种植园的记录、少数民族历史和妇女人物（包括那些并不著名的人物）留下的文字和非文字资料、黑人团体的会议文件、地方报纸和各州的档案、工会活动记录、历史小说、地方教会的手册、监狱记录和人口统计资料等。最后，新社会史广泛运用了计量方法，使得史学分析更趋于精确和数量化，同时也给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
    新社会史学的代表人物是斯蒂文·西恩斯特罗姆。西恩斯特罗姆于1964年出版了《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他用计量方法分析了马萨诸塞州纽贝里港诸如人口登记册等大量原始资料和数据，得出结论，即美国社会在工业化时期，蓝领、白领阶级变动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继该书之后，一批学者对美国社会阶级变动、城市人口变动、少数民族、移民等诸方面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十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西恩斯特罗姆又于1973年出版了《另一些波士顿人：美国都市的贫穷与进步》。该书以波士顿为例，分析了近一个世纪来美国城市化的情况，该书荣获班克罗夫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