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清初迭经社会变乱、民族战争震撼的士子精英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人，自觉地以匡济天下自命，力矫王学末流的空疏误国，倡导崇尚实学，留心经世致用之术。他们从诸多学术领域入手，总结历史经验，探究朝章国故，讲求天下利病，“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注：潘耒：《日知录序》。）虽然，清初经世学者们治学各有侧重，涉及的领域也不同，但其“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的学风却是完全相同的。“其途术不同，要皆明于学问之非专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720页。）以学术经世而经世的顾炎武，标明自己著书的目的是“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注：《读史方舆记要·叙三》。）事实上，经世之学涉及到众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如有关历法的天文学、治理河流的水利学、攻战防守的军事学等，而学术的目的则在于“用世”。“经世思潮的兴起，及其对实用事物、社会福利的重视刺激了建立新的具有实证主义特点的知识领域的需求。他们的目标是要重构古典儒学，重估经典中治理现世的主张。”（注：〔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由此，一批身怀匡济天下之志的士人，力主抛弃空疏无用的心性之学而崇尚实学致用，引发了清代学术文化的第一次转向。
    “通经致用”、“明道救世”成为清初学术文化的灵魂。“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注：顾炎武：《与人书三》，《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页。）清初“实学”的崛起，以其不泥古守旧，实事求是，重视实证的特点，曾经标领一代风骚。
    “与其理学先辈相反，清代学者崇尚严密的考证、谨严的分析，广泛地搜集古代文物、历史文件与文本保存的客观证据，以具体史实、版本及历史事件的考证取代了新儒学视为首要任务的道德价值研究和论证。”（注：〔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然而，这股以求实为特征的学术风尚却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反而在乾嘉之际折入追究名物训诂之精微的考据一途，使清初学术文化的经世致用意识隐没不彰。“十七世纪浮现过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波澜，由于雍正、乾隆时文字狱的毒孳，曾一度销声匿迹于词章、考据、训诂的学风之下。学术一时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注：李三宝：《经世传统中的新契机--康有为早期思想研究之一》，《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当时，占据学术文化主流地位的汉学，无论是以经说为基点，旁及史学、文学的吴派代表如惠栋、钱大昕、王鸣盛，还是以文字学为基点，上寻先秦哲理的皖派代表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都只是在典籍文本的圈子里注经、考证、订伪，少有直面世务，关注民生利病的士人。学风时尚所趋，即使有少数经世意识的学者，也只能被淹没在汉学的时流之中，大多数学者穷其一生，“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注：赵翼《瓯北集》卷二三，《晚步村落》。）专注于辑佚、辨伪，数十年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中天”。（注：《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0页。）
    “在帝国‘盛世’可以点缀文治的，既非理学，也非文学，而是‘汉学’。这是旨在恢复被宋明理学淹没不彰的汉代经学旧貌为初衷的历史学说”。（注：朱维铮：《求索真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勿庸讳言，作为一个特定时代表征的清代乾嘉学派在整理古籍，保存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但繁琐的考证与注解经义，使它日益失去了入世致用的宗旨，“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注：沈垚：《与孙愈愚》，《落帆楼文集》卷八，第21页。）乾嘉汉学的流入烦琐主义，这种学风与性理空谈各有致命的弱点：“彼涉颠而弃本，此循本而颠。”（注：《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第三辑。）汉学的极端发展，虽然继承和发展了顾炎武开创的清儒重视考证的方法，却背离了清初实学“经世致用”的初衷，逆转了它原本具有的历史趋向。“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对于具体问题的考订，避而不谈现实问题，考证学的末流，更陷于烦琐主义，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注：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在所谓“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注：龚自珍：《咏史》，《龚自珍全集》第三辑。）的社会环境下，“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竞词章，质者研考据，风气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以食色为己任，廉耻为虚名，搜利禄为贤才，穷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风俗薄，生计绌，狱讼繁，面官籍籍，乘此而起。”（注：沈德舆：《养一斋集》。）清代学术文化复又死水沉潭，毫无生机可言。
    不过，正如李泽厚所言，“儒学生命力远不仅在它有自觉的道德理性，还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的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于是，危机之际，它总能构成“当时一股宏大的时代思潮，这种思潮上有渊源，下启近代，正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注：李泽厚：《经世观念随笔》，《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278页。）清王朝的统治，至嘉道以降，已是“……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疾，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注：《平均论》，《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重印，第78页。）种种征侯预示着“末世”的到来，而地球另一隅的西方殖民者却挟着鸦片，带着炮舰一次次企图叩开中国的大门。内忧外患的双重煎迫，不能不引起一代有识之士的忧虑与深思。时势的变化要求学风的转变，那种“喜搜古义，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注：张瑛：《读毛诗传》，《知退斋稿》卷一。）于“一拇一指，察之罗纹之疏密，辨其爪之长短厚薄”，“而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遍识”（注：沈釽：《与孙愈愚》，《落帆楼文集》。）的僵化繁琐、无补于实际的乾嘉汉学已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再次转变学风，提倡入世致用已势在必行。
    由于政治、社会情势的变迁，“以入世为出发，主动参与社会的风气乃随着今文学派茁胜的活力，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又逐渐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思想主流”。（注：李三宝：《经世传统中的新契机--康有为早期思想研究之一》，《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以经世济民为标帜的常州今文学派的学术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营垒，开始与戴震所代表的皖派及惠栋所代表的吴派分庭抗礼，并直接间接地影响了道咸之际学术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魏源指出，“自乾嘉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在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群笑为迂阔”，致使“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于无用之途，”（注：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而那些终身埋首考据的学者，最终也认识到这种学术路径于世无补。龚自珍的外祖父，著名汉学大师段玉裁晚年追悔自己平生“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注：《经韵楼集》卷八，《朱子小学恭跋》。）龚自珍幼时服膺家学，推崇乾嘉，时势的冲击，促使他“烧尽虫鱼学”，改换门庭，学公羊春秋。嘉庆十九年秋，在感于喜庆十八年林清率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之事，作《明良论》抨击清王朝的种种弊端，成为经世学风再度兴起时第一篇令人瞩目的代表作。段玉裁对此文大为赏识，“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可哉？髦矣，犹见此才而此，吾不恨矣”。（注：龚自珍：《明良论》四，《龚定庵全集类编》。）真挚、称许的话语透露出了清代学风由卑琐陆沉转向明变致用的历史趋向。清代学风的第二次转向由此而引发。
    然而，道、咸间的学术文化转向所逢时代已然不同。不但是“‘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也不但是“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更主要的是“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9页。）适逢“千古变局”的历史剧变，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都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动：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交往形式、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传统的闭锁的文化体系被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走出大一统的封闭格局而直面世界文明变动大势。因而，这次学术文化的历史转向，就使得“中学”不再可能在传统学术文化的天地里自我打转、自然变易，而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9页。）
    时运所会，这次学术文化转向便成为中国“旧学”走向近代“新学”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