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世学”与近代“新学”
    “经世”成为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目标，构成几代学者矢志不移的终极追求，从而也构成近代学术文化发展探索甚至创造变革的内在动力。当然，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学术，以及为了经世而标榜的“用”，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而言，都不出“旧学”窠臼。尽管“经世”学者与讲究“心性”的理学学者旨趣不同，处世哲学和方法不一，但他们所依存的文化母体及其学术内核并无根本的不同。被学者们大力推崇的“本学”或“经世之学”以及“实学”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具有科学实证特征的“新学。”从纯学者的顾炎武等人到陶澍、林则徐、魏源等务实的经世官员学者，他们用以治世或匡复世道的思想武器，仍然是传统文化。用以经世的“道”也好，“器”也罢，都是前圣先贤的思想遗产。“对经世的新的关注，即对帝国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关注。这种新的关注表现在1820年由著名官员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关心中国传统框架中的那些实际问题如吏治、田赋、盐税、漕运、兵制、藩属、海防等”。但是，“出现了关心社会实际问题的倾向决不意味着会同时出现惊人的新的解决办法”。（注：〔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在乾嘉学基础上建设的“经世致用”，是清代学术发展的主潮，“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魏，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19页。）作为晚清经世学术发展历史总结的“经世文编”，动态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立足于“经世”的基本文化内涵。“自贺耦耕先生……辑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榘，几于家其书。后江右饶氏又有经世文集续之辑，自道光至咸同间名臣奏疏私家著述，凡有涉于世道者，亦略具矣。”（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序》。）但平心而论，“经世之学”本质上仍然是中国传统之学，它本身并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学术文化的特质，它不过是中国旧学“入世”内容的强化。《皇朝经世文编》作为经世学术的总汇，体现着它“文以载道，以经世”，“而体用于是乎备”的精神，但它的内在学术文化结构却分为学术、政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
    随着世事的迁变，主要以“六部”分类的“经世之学”显然无法满足社会现实的需求，但“经世文编”学术文化的内在结构却又很难适应这一变化。因而，继起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只是在传统的八类之末，附上了“洋务”一类（见《皇朝经世文三编》目录）。
    “经世”之学所面临的时代变了，所经之世变了，但它本身的学术文化结构却难以发生突变。附属的“洋务”一类包括了许多前编所未有的内容：如外洋沿革、外洋军政、外洋疆域、外洋邻交、外洋国势、外洋商务、外洋通论等；在未变的“学术”类的“原学”中，也增设了从未有过的内容，如同文馆、天津中西学堂、官书局、京师大学堂以及西学略序、西学提要总叙等。这体现了经世之学直面现实的态度，却也同时体现了“经世之学”根性上的困厄。
    “学术”与“治体”是传统学术文化的主干，“六部”分类，本是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土壤之上的精神之枝，《皇朝经世文三编》附设的“洋务”和“学术”内容的变动，虽然在具体内容上不同于前编结构，但其整体的学术文化架构却没有变化。
    面对时代的剧变，经世的内容不得不变，“变”本来就是“经世之学”的核心内容。“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注：《变法》，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四，治体。）但要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学术文化结构又是何其艰难也哉？！何良栋的《皇朝经世文四编》，所谈论的具体内容已大不同于以前，但其整体的内在结构却一同于以往。
    因而，“经世之学”具体内容的变化并未突破传统经世学的内在框架。
    显然，作为传统中学的经世致用，虽然具有直面现实的“入世”精神，但它固有的学术文化结构，也是十分强固的，而它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文化内容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产物，经世的学术、原道、以及六部分类内容，与近代包含分科知识体系的具有科学、民主内容意义的“新学”在学术文化上很难有相通之处。
    道、咸间经世派虽然注重“专门之学”，对于财赋、水利、吏治、典章、兵政、防务、荒政等方面的精深研究，包含着发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历史学的趋向，然而因为没有获得实证科学的有力支持，毕竟失之笼统，不能产生明确的近代学科分类的概念。在方法论上，经世学者讲究证据，注重归纳，却很少自觉地运用实验手段和数学语言，他们求治的目光过多地注重前代的政治经验，而很少着眼于建立当代的科学体系。他们所向往的是“君与师之统不分，士与民之薮不分，学与术之治不分，此所闻于经者也”。（注：《龚自珍全集·对策》，参见冯天瑜：《道咸间经世实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方位》；葛晋荣：《中国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凡此种种，都表明道、咸间的经世实学尚未正式进入近代科学的轨范之内”。（注：冯天瑜：《道咸间经世实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方位》，见葛晋荣：《中国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无疑，如果没有输入新的学术文化因子，单凭经世之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是难以走向近代“新学”的。因而，经世学本身不可能构成由旧学向新学延伸或转折的桥梁，直接由“经世学”抽演不出已经在经济、政治、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近代社会的学术文化内容。
    近代“经世文编”的迭出及其内容上的求变趋向和内在结构的相对稳定，表明传统“经世之学”在探求中的一种无奈和期待。“经史思潮的倡导者们为传统政治唱出了悲怆的挽歌，但是他们呼唤的却不是近代。”（注：胡维革、李书源：《冲击与蜕变》，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中西算学日新月盛，朝廷辟馆以造就人才且宽其俗以取之，非原书文学所能尽也；洋务为今日一大事，非原书海防所能尽也；奉天、吉林、新疆、台湾各置行省，因地制宜，非原书吏治所能尽也；开矿自昔有禁，而今则以为重财之大道，非原书钱币所能尽也；军国之用取给抽厘，非原书榷酤所能尽也；有轮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轮车以行陆，非原书漕运所能尽也……”。（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序》。）从根本上而言，是经世学所面对的现实本身已不同于以往，它所“致用”的对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非原书所能尽”简短六字箴言，既言明了传统“经世学”的非近代性的无可奈何，也透露了始终立足于现实的经世学对于未来新学术文化形态的内在呼唤。
    关键在于，“经世”者所要“经”的“世”不同以往了。“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屡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之内，罔不通使互市”，因此，“是以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注：薛福成：《变法》，《经世文续编》卷一三。）世事民情的巨变，使任何一个直面现实的人都无法回避，张之洞在所拟“变法”奏折中也是以“世变”为出发点的：
    不知今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浸成涣散。（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四日。）所经之“世”的变化，是所用之“学”变化的根源，同时，“世”之变化的方向和原因，也就成为推进学术文化之所变的原动力。“我朝所以立国者，不过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特以世变日多，故多设门类以教士，取其周知四国，博学无方，……分门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赅，方为有裨世用”。（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正是“经世学”面对现实的学术精神而不是其学术内容，使得一代中国知识者能够客观对待涌入中国社会的西学（这本身就是“世”），从而成为中国学术文化走向近代文化的起点。身处巨变的时代，面对所经之世，“虽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注：薛福成：《变法》，《经世文续编》卷一三。）即便是旧学硕儒，在不可强挽硬拽的近代也必须走弃旧更新的现实道路。“士生今日不能博观当时之务而徒执往古之成说，洵如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矣”。（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序》。）国学大师俞樾的这番话，表明了中国旧学正是从“经世”的现实态度--即“博观当时之务”为基点，开启了接纳西学之先河的--即“病变而药变”的务实精神。
    时代即所经之“世”的变化，终于使“以儒学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为宗旨，并归宿于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在于，以前的所谓国计民生主要表现为赋税、盐政、漕运、河工诸大端，经世学者议论风生的言论也以此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列荦荦大端皆未出旧轨。但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种变化的痕迹，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中，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就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经世之学”的学术结构本身虽然缺乏向近代新学直接发展的内在因素，但它却是中学面向西学从而走向近代“新学”的历史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