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世”思想与“师夷长技”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双重煎迫要求现实社会转型，但转型的知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文化的新生需要外来新型文化的滋润，传统经世致用思想正成为推陈出新的重要催化剂。“经世实学还给中国人提供了接受西学的最初依据。”（注：冯天瑜：《道咸间经世实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方位》，见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林则徐自幼受严格的正统儒学教育，其母陈帙语人：“男儿务为大者、远者……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注：林则徐：《先妣事略》，《运左山房诗钞》卷二。）读书显扬，光宗耀祖，这是科举时代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但与那些只知闭门读书，不问世事的腐儒们不同，林则徐自幼养成了经世务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嘉道年间经世之学在京城渐趋流行之际，他就“力学而潜修”，为通于政事，他利用京师藏书，“益穷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注：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五。）外任督抚以后，“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注：《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页。）关心民瘼，热心改革，在江浙、两广、云贵、陕甘任内，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扶植商业，澄清吏治，革除弊政，功绩卓著。同传统地主阶级改革派一样，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的所有改革思想仍求助于传统“旧学”，并无多少新意。但关注现实，匡时救世的经世致用学风，使他能够直面这“千古未有”的变局，开始具有近代眼光，注目域外新知。
    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办理禁烟事宜。在与西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亲身体会到“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注：林则徐：《使粤奏稿》，《林文忠公政书》卷三。）之苦，于是“日日使人刺探西事。”林则徐属于那个时代，在他的脑海里也早铸就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有无”的“圣训”，（注：《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七六，第13页。）所以，他也一度笃信“天朝四海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无所不服，而遐荒绝域，亦在并生并育之中”。也曾相信“大黄茶叶湖丝等类……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注：林则徐给英国的照会，收在梁廷：《夷氛纪闻》，录自《鸦片战争文献汇编》（六），第14页。）英国兵“腿脚僵直”、“不善陆战”之类的传闻。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是一位求实认真的有识之士。在实践中，能够校正自己认识的偏差，不断了解和积累关于外国的知识。在广州期间，他广泛使人搜集、翻译广州、澳门等地外国人出版的各种书报小册子。翻译英文《广州日报》、英人慕瑞所撰《世界地理大全》，又选译了《各国律例》、《对鸦片战争贸易罪过论》、《华事夷言》等书，以及火炮瞄准法、战船图事等资料。为了探访夷情，他还大胆起用一批身份卑微的通事引水等通晓外语的人才，让他们在行辕内翻译西文书报，同时还招募曾在外国商馆中服役的中国厨师，曾在外国人医院中工作过的一些中国人入幕，以备随时查询。同时他还常常与当时留心外夷情事的学者如张维屏、梁廷等相互探讨，并亲自向外国人探询有关情况。时代思潮的鼓荡，使林则徐走出了闭塞的传统，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程递”。（注：魏源：《海国图志》卷八一，同治丁卯郴州陈氏重刊足本，第6页。）正是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探求西方新知的过程中，在战争的考验中，林则徐认识到中西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他总结道，“彼之火炮远及十里以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炮后，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在认识到中西火炮差距的基础上，林则徐得出战胜敌人须“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4、885页。）的结论，要求“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同时他认识到“* 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己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注：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名人手札》第二集卷一○。）见识可谓高远之至。经世致用的精神使林则徐的救国方略在古方旧药的基础上添上了外来的灵丹。尽管他的新知中杂合了不少旧见，却使后人获益匪浅。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也正是林则徐“师敌长技以制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魏源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诚如当代著名学者齐思和所指出的，“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张掌故以时国是，学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近防，凡此数者，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注：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39期，1950年12月。）战争的刺激，使经世派学人猛醒。“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注：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08页。）1842年，战争使魏源“忾然触其中之所积”，（注：魏源：《圣武记叙》，《魏源集》第78页。）愤而作《圣武记》，在颂扬清帝开国以来的十全武功之际，也揭露了晚清政治军事的腐朽局面。在这部书中，魏源表现了强烈的华夷观念，渴望恢复“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四夷来王”（注：转引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的以华夏为中心的统治秩序。但是现实使他的观念很快发生变化，1841年以后，魏源受林则徐所嘱，以《四洲志》为原本，辛勤辑理增补成《海国图志》百卷本，成为当时中国知识最丰富、内容最完备的一部巨作。该书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政治、历史、地理、科技发展状况，总结了鸦片战争的教训，大大开扩了人们的眼界，其影响十分深远。“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注：《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3页。）中国向西方学习热潮的勃兴，默深先生“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注：王韬：《扶桑游记》，光绪五年版，第49页。）
    文化的累积和人生经验都是社会生活环境、条件的结晶。面对传统社会中的问题，如“四大政”之类，从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救世的良方。但鸦片战争开启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再是传统生活中人们所熟知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人生经验积累也缺乏补救之方之际，致用、求实的精神促使经世派转向西学，从而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救治良方，传统文化走上了迈向西方的关键性一步。
    以林、魏等代表的经世派，以求实的精神面对新的时代。大潮汹涌之际他们能够客观地面对西学，选择了“师夷”的方向。“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西学，非易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注：《严复集·原强》中华书局1986年。）从此，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士人的旗帜，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跋涉一步步开始。“我们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0页。）这些经世派学者们就是近代向西方学习、引进西学的先驱。所以，“经世思想应是儒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媒质。”（注：苏云峰：《张之洞的经世思想》，《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