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梁启超和鲁滨逊的史学思想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而且能作相对应比较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两者都主张批判旧史学，拓宽历史研究的内容；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都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等等。
    梁启超、鲁滨逊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对以往的旧史学展开了批判。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他把旧史学与新史学相比，“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人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旧史陈陈相因，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只重政治史，简直是帝王的家谱。“呜呼，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只有对旧史学进行革命，才能使之成为“国民运动之资鉴”。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以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注：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史学与民族精神》，第486页，学苑出版社1999年。）。
    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明确指出传统史学只记述政治事实，说的是朝代兴替、军功记录、外交阴谋与宫廷丑闻等，这是一种把读者引入歧途的“庸俗观念”。他看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对传统史学在内容上将自己限制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史的范围内的狭隘做法大加批判。“这样做法的结果是失去了历史的眼光”，不能反映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往往“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在叙述方法上是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旧史学的这些通病，使人们忘记了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社会功用。他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离开。
    在历史学的内容方面，两人的主张是一致的。
    梁氏认为必须“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主张历史要研究智力、产业、美术、宗教和政治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则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故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注：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2年。）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
    鲁氏认为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举凡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内。鲁滨逊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绝不是人类惟一关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并且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而所有“这些人类活动”都应包括在历史里面。他认为应当抛弃陈旧的英雄史观，克服以往偏重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局限，大大开阔历史学的视野，注重对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研究。
    在历史观方面，两人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观和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向高级进化。主张近代史家应该摒弃旧史家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旧观点，代之以将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通过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及其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