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起来看，梁启超此文虽名《新史学》，但对“新史学”的具体内容却语焉不详，相反，他的重点却在于不遗余力地鞭笞封建史学的陈规陋习。这样看来，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解就必须从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方面去着手了。于是，所谓“四蔽”、“二病”、“三端”的反面就客观地构成了梁启超心目中所理想的“新史学”模式，这就是“知有国家”、“知有群体”、“知有今务”、“知有理想”和“能别裁”、“能创作”以及“易读”、“易别择”、“有感触”。从时间上看，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固然要比鲁滨逊更早一些，但梁启超的“新史学”的批判对象是中国传统史学，而鲁滨逊的“新史学”却是以西方近代史学传统为对象。这两种“新史学”不是一种性质的“新史学”。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的“新”是极有限的，即它只适应于中国传统史学，而对于西方近现代史学则毫无“新意”可言。正是在这点上，体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同鲁滨逊的“新史学”之间的根本差异。鲁滨逊的“新史学”是针对西方近代史学而言的“新”。与梁启超相比，鲁滨逊的“新史学”则显得更为成熟和深刻。
    鲁滨逊史学思想之形成与当时美国社会变革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类文化的彻底变革，使得人们探溯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外交的纠缠或王朝的世系”，社会的变革呼吁史学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又加之他在1888年赴欧洲求学数载，深受欧洲史学变革潮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鲁滨逊之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这场欧洲文化史运动的一种继承，但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美国史坛”（注：张广智：《美国新史学派述评》，《世界历史》1984年第12期。）。鲁滨逊不仅提出了新史学的系统理论主张，而且在哥伦比亚大学广聚门徒传授其所倡导的新史学，从而在美国史学界形成了一个颇 有声势的新史学派，对美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鲁滨逊的《新史学》之所以能取得极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民主的政治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开放的教育体制、高水准的史学训练手段、合理的学术传承方式等。另外，它们还都有自己的学派刊物、大量的出版支持者，它们还有自己的学术结构、广泛的学术传播阵地，同时又不乏对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大力运用。这些条件，促成了他们的荣耀和成功。
    而梁启超设想的“新史学”却没有产生预期的后果，原因何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与西方史学相比，20世纪的中国史学缺乏成熟的考实性研究的重要环节。表面上看，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时，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是基本同步的。但中国提出新史学的背景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呼唤“新史学”时，已经有近百年的在科学主义影响下发展的实证史学传统，其新史学思潮是在19世纪兰克史学根基动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梁启超所面对的是有着过重传统负担和深厚积淀的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尽管经历了乾嘉学派的洗礼，但乾嘉学派缺乏近代科学主义的理论依托，这种史学考据学也远没有其成熟的形式，尽管有学者称其与兰克史学有相似之处。因此，20世纪的中国史学没有科学主义基础上的近代史学积累，再加上新史学理论本身的不成熟和过于粗糙，基本上还是一种口号和宣传，具体内容不多，可操作性也不强。这些复杂因素酿造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