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旌奖忠孝节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奖励，另一种是精神奖励，且两种奖励往往并行不悖。也正因存在着这两种奖励，致使民间某些“孝行”走向了歪门邪道。
    经济奖励，主要是给予免除赋役负担的特权。行为特别彰著的，不但免除本人的赋役，其家人的赋役也一同免除。此外，还有不少临时性的奖励。在这方面，唐代赋役令规定：“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而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有精诚致应者，则加优赏焉。”④如此规定，使旌表行为建立在可靠的制度基础之上，不仅能保障经济奖励落到实处，而且有利于长期执行，充分说明唐朝对旌表制度的重视。较之前代对忠孝节烈奖励的临时措置，显然更加完善，也更具有持续性。
    精神奖励，主要有表闾、立阙、立碑、赐爵、给予出身、建置祀庙、更易地名（包括州县名称）、赐予官职等方式，形式更加多样，制度更加完备。“表闾”，就是为当事人或其家庭赐立匾额，以行表彰，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也最为方便。“立阙”，就是在受表彰者的门前建立高大的门观，以崇声势。《旧唐书》卷90《朱敬则传》称朱家：“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门标六阙，州党美之。”同书卷118《杨炎传》称杨家：“孝著三代，门树六阙，古未有也。”“立碑”，是将碑或立于村头街坊，或立于孝子庐墓之所。立于村头街坊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影响他们，从而起到更大的激励作用。立于孝子庐墓之所的，如大中十三年(859)，卢潘为庐州刺史，亲为本州孝子万敬儒撰写并立孝行碑。[3]（卷792，卢潘：《万敬儒孝行状碑》，P8305-8306）“赐爵”，宝历元年(825)南郊赦文称：“……并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先经旌表，行义不亏者，人各赐米三石，绢两匹，仍版授上佐县君，并委令长赉粟帛就家宣赐讫，具名本道，一时闻奏。”[5]（卷70《宝历元年正月南郊赦》，P395）“版授上佐县君”即是给予名誉爵位，以示彰表。“给予出身”，《唐会要》卷81《勋阶》载：“叙阶之法……有以秀孝，凡孝义旌表门闾者，出身从九品上叙。”“建置祀庙”，天宝七年(748)诏：“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德行弥高者，亦置祠宇致祭。”[4]（卷9《玄宗纪下》，P222）“更易地名”，在唐代颇有其例，澶州属县之一曰“清丰”，大历七年(772)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奏析顿丘、昌乐置，正是以孝子张清丰的名字命名的。[4]（卷39《地理志二》，P1495）改所居之乡里的名称，如：贞观元年(627)，“敕召临淮刘子翼入京，辞以继母年老，不赴。色养之美，乡里称焉。江南道大使李袭誉奏旌表之，仍赐以米布，改所居为孝慈里”[6]（卷138《帝王部·旌表二》，P1671）。宣宗大中间，庐州旌表万敬儒，同时“州改所居曰成孝乡广孝聚”[7]（卷195《万敬儒传》，P5591）。诸如此类，甚为常见。“给予官职”，《新唐书》卷195《孝友传》在罗列了唐代的孝友人物后，接着说：“天子皆旌表门闾，赐粟帛，州县存问，复赋税，有授以官者。”由上可见，唐代对被旌表的人物，在精神奖励方面可谓煞费苦心，其措施堪称完备。
    二、刺史与旌表的泛滥
    唐代政府的旌表诏令，无一例外地都与各地刺史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唐代刺史是各州县的实际统治者，只有刺史积极行动起来，中央的诏令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刺史施政主要依据朝廷颁布律令及各种诏令，就绝大部分情形而言，刺史施政一般也是认真依令行政即所谓“恭行诏条”。一方面是朝廷频频下诏要求各地长吏积极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另一方面，刺史本身也有“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精诚感通，志行闻于乡闾者，亦具以申奏，表其门闾”[4]（卷44《职官志三》）的职责。因此，在表彰忠孝节烈方面，大部分刺史不但认真履行甚至是表现得颇为积极，因为一州若出现越多的所谓“忠孝节烈”式的人物，就越说明该州刺史在醇化风俗、宣扬皇风方面卓有成效，其结果自然有利于刺史建立好的地方治理声名，进而有利于刺史升迁。
    刺史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宣风导俗”、“彰扬皇化”，引导治下民众建立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的种种规范，从而实现更好地对人民实施统治。刺史尤其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所谓“循吏”，在引导民众风俗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令人吃惊。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时，曾专门上书主张各地要积极“行礼乐化导”，其中谈到了他在宣州“行礼乐化导”的实践，其文略谓：
    州牧县宰，所主者，宣扬礼乐，典校经籍；所教者，返古还淳，上奉君亲，下安乡族。圣朝制礼作乐，虽行之日久，而外州远郡，俗习未知，徒闻礼乐之名，而不知礼乐之实。窃见以乡饮酒礼颁于天下，比来唯贡举之日，略用其仪，间里之间，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当州所管县，一一与父老百姓，劝遵行礼，奏乐歌至白华、华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养亲，及群物遂性之义，或有泣者，则人心有感，不可尽诬。[8]（卷26《乡饮酒》，P581）
    从裴氏的叙述来看，他在引导当地礼仪方面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费了很大的心思。为了敦劝宣州风俗，他身体力行，“率当州所管县，一一与父老百姓，劝遵行礼”，其效果也颇为显著，“言孝子养亲，及群物遂性之义，或有泣者”。由此可以想见，刺史旌表忠孝节烈的举动，则更加应该能够打动普通百姓。
    刺史是旌表制度落实最关键的因素，这与旌表制度的申报程序有关。某地的忠孝节烈人物一般由该州刺史往上申报，在不少情况下，州刺史一般还要为其撰写碑文张大其事。大中十三年(859)，卢潘为庐州刺史，在其将孝子万敬儒的事迹上报淮南节度使的同时，还亲自为万敬儒撰写并立孝行碑。[3]（卷792，卢潘：《万敬儒孝行状碑》，P8305-8306）从碑文的内容和格式可以看出，万敬儒的所谓“孝行”在获得朝廷的承认之前，已经过了县、州、中央（中书门下）的几道勘定，事实确凿后，朝廷同意旌表。旌表的方式是立孝行碑，碑文由当州刺史卢潘撰写，经中书门下各位宰相联合署名后，立于万敬儒庐墓之处。这是晚唐的情况，旌表制度执行得似乎更加严肃。
    唐代的旌表程序较为严密。唐朝统治者为了防止欺诈和各种虚假行为的发生，避免旌表行为流于伪滥，规定了严格的审核条文。要求各地在申报旌表之前，当地长官一定要亲自勘定，严格核实忠孝节烈行为的真实性；州县核实之后，中央还要派员核实，力避欺瞒现象。例如对于旌表“孝子”，《开元格》云：“其义必须累代同居、一门邕穆、尊卑有序、财食无私、远近钦承、州闾推伏。州县亲加按验，知状迹殊，充使复问者，准令申奏。其得旌表者，孝门复，终孝子之身也。”[9](P613)可见，该格严格规定了“孝义”的含义与标准，同时规定旌表须经中央、州、县三级审核，的确属实，方得准式享受相关待遇。以下是旌表润州句容县孝子张常洧的一个公文实例，事在贞元五年(789)二月。其牒曰：
    准式令旌表门闾：孝子润州句容邑人张常洧，居父丧庐墓所，生芝草一十二茎。二茎坟上生，并高二寸二分，盖阔一寸二分，紫盖茎。八茎坟侧生，并高二尺一分，盖阔二寸五分，紫盖茎。四茎并去坟六步，二茎庐屋内生，并高二尺三分，盖阔二寸六分，紫盖茎。
    右礼部奏：得史馆牒称：“得浙西观察使牒，得句容县申，得耆宿樊泌等状，前件人云建中四年七月丁父忧，其年十月，便被发徒跣，庐于墓侧，哀毁过礼，号恸将绝。去八月中，有前件芝草生。今礼制已终，犹居庐次。终身之感，起自因心。泌所告有前件至孝，感致灵物，可以敦劝风俗，不敢缄嘿者。”伏以润州孝子张常洧，渐于圣化，著纯孝之诚；通于神明，致嘉瑞之应。所宜旌表，以示宠光。庶令州里，风俗益劝。谨具本道观察使及中馆申牒事由如前。
    敕旨：宜付所司。[3]（卷986，阙名：《旌张孝子牒》，P10198）
    张常洧的事迹经过层层上报，最后获德宗批准。最初是张氏住所耆宿樊泌报告句容县令，县令报告润州刺史，润州刺史报告浙西观察使（笔者注：以上牒中并无报告润州刺史的程序，这是因为润州为浙西观察使治所，浙西观察使兼任润州刺史，所以报告浙西观察使也就是报告润州刺史），观察使报告史馆，史馆上报礼部，礼部报告中书门下，中书门下做出旌表决定，最后是德宗同意的批示。在每一级的报告过程中，每一级都要派员核查，确认无疑后，方才进一步上报。程序如此严密，显然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猎取声名，从中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