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荒政主体和物资来源的角度，我们可把灾后赈恤分为国家赈恤和民间赈恤两大类。救灾度荒是国家行政应有的题中之义，民间赈恤为佐赈，是社会响应国家劝赈的结果。明代国家劝赈形式多样，基本者为劝分和劝输。①劝分是国家倡导下的民间以有济无行为，“所谓劝分者，盖以豪家富室储积既多，因而劝之赈发，以惠穷民，以济乡里”②。劝输反映的是富民或绅士与国家间的行为，即民间在国家动员下的捐输之举，民间把钱物等输与国家，由国家统一支配，或交由地方仓储或直接用于灾荒赈恤，所以劝输又可称为捐输。通常情形下，劝分是一笼统的概念，为劝分、劝输之合称。劝勉社会有力之家参与灾后赈恤，是中国荒政传统之一。从上古到明清，各代提倡和实施这一措施的言论、记载屡见不鲜。③明代，凤阳府灾荒迭发，国家在努力从事赈荒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动员社会力量加强赈恤，劝分遂成为明廷在凤阳府展开赈恤的手段之一。④当然，要富人出资赈灾，国家和官府于其中的组织、引导和奖劝作用自然不可或缺，是乃所谓的“始劝之有方，后旌之有典”。本文即以凤阳府为对象，对明时期的劝分政策(劝分赏格和劝分手段)及其影响、激励下的凤阳地方社会的捐输助赈行为略加探讨。
    (一)旌之有典：明时期的劝分赏格
    劝分赏格又称为劝分旌格，通常应包括民间捐输钱谷数量要求、旌表等级次第、优免事宜等。赵克生的研究曾对此有一定的探讨。⑤但其文所列，包括仓储和赈恤两方面，且其研究对象也不限于某一具体地区。本文所云旌“典”，仅为赈恤赏格，不包括仓储赏格。
    为鼓励民间有力之家积极参与灾荒赈济，从宣德时期始到万历年间止，明政府先后多次颁布劝分政策，对应劝者据其所入多寡而予以奖赏，或赐敕褒美，建坊旌表其门以“义民”；或赐冠带荣身，或授以散官、武职。兹将明时期因劝分而行旌表之制相关史料胪陈如下：
    1.宣德七年(1432年)冬至八年(1433年)春，山东灾旱，“民食艰难”。八年二月，户部复南京户科给事中夏时之请，“劝富家出粟济之”；八年春，江北大旱，四月，宣宗诏劝有粮大户借贷赈济，待丰年抵斗偿之；九年十月，上命巡抚侍郎曹弘督所在有司“设法劝分赈济”凤阳等府灾伤饥民；十年五月，行在刑科给事中年富“乞命自今或遇荒歉，为贫民立券贷富人粟分给，仍免富人杂役为息，俟年丰偿本”，事下户部，覆奏，从之。
    2.正统三年(1438年)，刑部右侍郎曹弘奏“请借官仓粮赈给”凤阳等府缺食灾民，“上命发预备仓粮及劝借赈恤，不敷则于官仓量给之”；六年(1441年)，“以民饥窘，发廪赈粜，又旌奖赈饥义民”。
    3.景泰三年(1452年)，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商辂奏请设法赈恤凤阳府等处流民，“其口粮种具之类，或暂给官储，或劝贷富室，俟有收之际，如数追偿”。英宗诏，斟酌事宜，可行则行。
    4.成化八年(1472年)，户部议覆巡视浙江、工部右侍郎李颙等上言(浙江)水灾事宜：各处军民纳米250石者，给正九品散官。每加50石，则增加二级，至正七品止。军民纳谷500石者，请敕旌为义民。300石者，立石并给复其家。议上，从之。同年十一月，巡视淮扬等处南京兵部右侍郎马显奏：“凤阳、淮安、扬三府缺粮，宜照浙江纳米近例，召人上纳。二百石者，给与散官正九品；二百五十石者，正八品；三百石者，正七品；五百石以上者，请敕旌为义民，仍免本户杂役二年。二百石以上者，立石旌异，免差役一年。一百五十石，给与冠带。”诏如议。十八年三月，户部议南京六科给事中刘玑等请赈奏疏：“……州县赈济，其灾重地方府州县卫所各衙门两考吏纳米一百二十石者，起送赴部，免办事就拨京考。二百石者，直隶于本府拨补，三考满日，赴京免考，就与冠带办事。三百石者，免其京考，冠带办事。其有三年、六年考满，官员则免赴京，径赴赈济官处，斟酌品级、地里，定与纳米则例，以准给由。”议入，上如议。
    5.弘治二年(1489年)，从总督漕运都御史李昂奏，“以淮、凤等处岁荒，募人纳米赈济，给冠带散官，如成化十六年例”。
    6.正德十四年(1519年)，南京御史张翀等以凤阳府等地“水灾重大”，奏“请开纳银入监、纳粟补官事例”。户部复议：“令军民人等有愿纳银二十两至五十两者，授冠带、义民，自正九品至正七品散官，凡四等，移南京户部印编札付四千给之。”诏如议。
    7.嘉靖二年(1523年)，户部上“行劝借”赈恤事宜，“请于被灾地方，军民有出粟千石赈饥者，有司建坊旌之，仍给冠带。有出粟借贷者，官为籍记，候年丰加息偿之，不愿偿者，听照近例；准银二十两者，授冠带、义民；三十两者，授正九品散官；四十两授正八品，五十两授正七品，各免本身杂差。仍禁有司强逼及饥民挟骗等弊”。八年(1529年)，“令巡按官晓谕积粮之家，量其所积多寡，以礼劝借”。若有仗义出谷20石、银20两者，给以冠带；30石、30两者，授正九品散官；40石、40两者，正八品；50石、50两者，正七品。俱免杂派差役。出至500石、500两者，除给与冠带外，有司仍于本家竖立牌坊以彰尚义。
    8.万历十四年(1586年)，以万历十年之义民输粟千石以上者建坊旌表、百石以上者给与冠带事例，劝民输粟赈济。⑥
    以上所举，为有明一朝劝分的基本材料，它们大体反映了明朝劝分政策及其实施之概端：
    第一，劝谕富民参与灾后赈灾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此后正统、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八代都曾推行过这一政策，尤以宣德、正统、成化、嘉靖等几个时期最为集中。明朝劝赈于民政策的出现，其直接诱因是国家财政拮据、仓廪储蓄匮空。如宣德八年(1433年)赈恤江北时规定“如官无见粮，劝率有粮大户借贷接济”、九年之劝谕民间赈恤“连岁亢旱”的凤阳等府州县等均属此类情况。而明后期劝分次数较少，又与地方民力艰巨、无力应之有关。如万历十三年(1585年)浙江道御史龚懋贤奏疏即称万历初年天下因“灾伤洊至”而“民间财少”、“闾里萧条”，纵是京城军民之家也是“气象渐窘，大非往日之旧”；万历八年任凤阳知县的范善亦称当时庐州、凤阳一带“邑中凋敝，庐舍穿漏，田荒不治”⑦等等。正是天下普遍贫困，使得明万历以后国家劝分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