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荣誉精英形如傀儡，但这绝不表明他无足轻重，对于相当一批效能精英来说，他是不可或缺的。东周初期，周王室的权力日益衰落，周天子对诸侯的统驭能力江河日下，“英雄五霸闹春秋”的场面已经展开。“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会盟葵丘时，周襄王派宰孔送来文武胙、彤弓矢等礼品，允许桓公可以“无拜”②而受，那位为自己的战功日益傲气袭人的桓公一喜之下“欲许之”，③管仲劝说道“不可”，④他马上领悟，于是便并非心甘情愿的弯下自己高傲的膝盖“下拜受赐”。⑤晋文公二年春，周王室内部发生了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争夺，欲图霸业的晋文公马上接受赵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方今尊王，晋之资也”⑥的谏议，采取了果敢的行动，不久，晋文公的霸业也就水到渠成了。可见，旧的权威已丧失了在原有体系中的实际控制和领导权，但在正统思想的支配下，他在那些纷纷跃起准备填补权力真空的精英们眼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利用价值。谁能巧妙、恰当地利用这个权威，谁就能有更多的资本实现自己的意愿，否则，就会被另外的更善于利用这一权威的势力所击倒，那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就是鲜明的样板。成为楚霸王后，项羽主观上认为怀王已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先尊他为“义帝”，随即又褫夺了他的生命。就这样，他轻易地把一件能戮杀自己的利器拱手送给了敌人。他的死对头刘邦及时抓住这一契机，激起那些已“稍稍背叛”的诸侯对项羽的更大义愤和对自己的支持，他“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因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悉发关内兵……愿从诸侯击楚之杀义帝者。’”⑦道义上的得失既已分明，那么霸王“乌江之刎”在所难免，汉王“威加海内”也就顺理成章了。
    社会的发展方向、政治的性质实质上是由效能精英决定的。国家权力是由不同的层面组合成的，依照权力体系中的不同层面，我们可以将“史记”时代的效能精英区分为权力精英、军事精英和知识精英（智谋、行政、文化）。权力精英是那些掌握着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对自己臣子生杀予夺的决策权的人，主要是天子和散居其下的各诸侯王。暴力是国家最具有权威性的统治力量，由于“史记”时代暴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军事征伐，所以掌握暴力的实际运用权的人也就是军事精英（此二者作用下文有所论及）。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一类--知识精英。
    通观《史记》，我们常看到，权力精英进行决策时，总少不了一批出谋划策和具体推行政令的人；“武力是一种权力之源，但是，他只有在与合法性原则挂上钩时，方能在较长的阶段内产生作用”，⑧这个合法性原则的相当一部分就是文人治政；可见，无论是权力精英还是军事精英都离不开知识精英对他们的辅助。
    用“知识分子”称呼“史记”时代的知识精英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当时适当的称谓是“士”。关于士，很多人曾经考证过。有人引用《左传》中“人有十等”的说法，证实士是贵族的最低等级；有人引秦简汉牍，证明士是商周时期对武人的称谓。无论怎样的说法，都抹煞不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士”是一个掌握知识的阶层，尤其是自孔夫子的时代以后，士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称。”⑨士人大多出身社会的中下层，丰富的阅历使他们对社会有着深刻的体验；士人大多与知识和智能相结合，一旦他们汇聚到权力精英周围，这就使他们有能力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李斯为我们展示了秦“帝业”中士的历史作用：
    “昔穆公求士，西取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⑩此外，从春秋战国时期“选贤举能”、“任人唯贤”、“礼贤下士”的口号和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士人的杰出贡献。
    知识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也有朝野之分。人们往往注意知识分子在朝堂上的作用，却常常忽视在权力周围飘忽不定的这类精英--文化精英。《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很鲜明的指出了从“知”到“行”到“大行”的必然规律。社会自身的规律使作为意识产物的文化成为人类全部文明中最雄浑的积淀，它一经产生就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最深刻的动因，文化精英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格物致知”，这里的“物”就是人类社会，“知”就是人们对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即，由于文化精英的存在，可以使人的社会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或改变，从而引发人们对现存制度的认可或反对。应当注意的是，文化精英一旦与权力精英结合起来，那么在现存制度中必然产生坚不可摧或无坚不摧的社会力量，引起现存制度的重大变动。中国先秦时期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对秦帝国和汉帝国的建立、“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多么深刻；德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统一并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与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哲学大发展间不无必然的联系；那个为刘邦制定礼仪的儒生叔孙通对于确立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正统地位难道不是功不可没的吗？
    世界的改造正是需要这些精英人物依照一定的组合来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