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变革浅说
    设若能够把人类文明时代的历史看作一部政治发展史，那么这就是一部政治不断变革的历史。哲学观点警示道：“世界是运动的。”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政治的稳定不过是相互竞争着的各精英集团势均力敌时表现出的一种稳定状态，绝对的稳定在人类史上几乎是不存在的。
    政治变革是在国家权力周围竞争着的各精英集团由于自身实力的消长而对公共权力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不断争夺的过程。“暴力是一种权力的来源”，（11）同样，没有暴力作为后盾的权力也是虚幻的和不牢靠的，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的重大……政治变革不是伴随着暴力或暴力一触即发的险恶局面”。（12）的确，由于每一次政治变革都使“权”和与之伴生的“利”在争夺它们的各精英集团间进行重新分配，所以为了从质、量上尽可能充分地获取“权”、“利”，各集团总是不择手段，及至屡屡使用人类野蛮时期所创制的形式--暴力。当大禹的儿子启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度的时候，“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13）以此便有了作为大禹子孙食邑的夏王朝。商鞅变法，为推行政令，那个不识时务的秦太子被“黥其师”、“刑其傅”而自取其辱；作为报复，数十年后的商鞅也被他（秦惠王）“车裂以徇”了。西门豹治邺，那几个巫士不是当然的殉道者吗？谁又能保证权倾朝野的吕氏家族被陈平、周勃诛灭之际在毫末之间不会突发流血事件呢！
    依据暴力的使用程度，政治变革可以分为“激变”和“渐变”，对此无需赘言，在此想着重指出的是介于“激变”和“渐变”之间的一种政治变革形式--宫廷政变。《史记》记载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大量史实显示：这一时期，虽然严格的等级制度将政治生活的参与者仅限于贵族集团，但是，由于经济地位和施政意愿的差异，贵族集团内部也存在着鲜明的分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报负，各集团围绕着国家权力（王权）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既然社会只允许少数人参与政治生活，那么除非是爆发大规模的贫民起义或王朝战争，否则更多的权力之争便只能表现为在原有权力体系内部的竞争，于是，“宫廷政变”就成了这一范围内夺取权力最经常使用和最有效的手段。“宫廷政变”运用暴力的烈度不需要很大，但要想得胜也绝非轻而易举，他需要实施者极大的付出。为夺取君权，齐桓公不得不“佯死以误管仲”，（14）晋文公被迫“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15）诛灭诸吕的汉相陈平为迷惑敌手也曾乔装“日饮醇酒，戏妇女”。
    之所以“宫廷政变”成为“激变”和“渐变”之间的形式，是由其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一）它是一种精英联合体的行动，旨在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取代现存的权力拥有者；（二）通常使用暴力的规模较小；（三）卷入其过程的人数不多；（四）政变的参与者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已据有权力基础。”（16）由此，“宫廷政变”的胜利者便以“渐变”的形式、“激变”的手段夺取了权力，为自己政治愿望的施行打开了通道。
    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不管他具有怎样超人的才干，总摆不掉时代对他的局限。首先，是时代创造了伟人，而不是相反；历史总是在它感到需要的时候，把那样一批具相应才干的人引到时代的前列。政治变革也是这样，东方朔给我们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汉武帝的几个博士官曾刁难东方朔：“‘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你东方先生可称得起‘博闻辩至’，而且你也‘悉心尽力以事圣帝’，可是官却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什么道理呢？”东方朔坦然回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苏秦、张仪那个时代，‘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可是现在是‘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如果苏、张生在今日，哪有当侍郎的机会呢？《传》中说得好--‘天下无灾害，虽有胜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合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这就是所谓‘时异则事异’啊！”（17）慷慨陈辞使各位博士大人“默然无以对”。（18）从这番对答中，我们清楚的看到：第一，由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变革的需要，恰恰又是这个变革的需要召唤着具相应才干的精英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因此，首先是由于“周室大坏”、“力政争权”才使得苏秦、张仪之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汉朝名臣陆贾“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20）的说法与此如出一辙，所以当刘邦取得正统的皇权之后，那个战乱时期向他举荐“斩将搴旗之士”的叔孙通马上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进谏刘邦：“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往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21）正是这位深谙时变的叔孙大人使曾经“饮酒争功”、“拔剑击柱”而为“高帝患之”的群臣在威严的仪礼下“莫不振恐肃敬”，促使高皇帝发出了“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2）的慨叹，作为报偿，叔孙通为时代打上了他的烙印。第二，倘使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人不能顺应时代的需要或生不逢时（时代不需要他），那么他只能被吞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可说至大至深，它的开山鼻祖孔丘被历代的封建君主尊奉为“素王”，但是，孔子生时并不得志。在“霸道”纵横的时代，孔子偏要阐时自己的“王政”思想，因此，他四处碰壁。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宽慰他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23）话中难免流露出阿Q之风，但这不恰恰是对不适应时代潮流的人物的绝妙嘲讽吗！历史的车轮飞转，孔子毕竟未能亲眼看到他的思想顺应了历史需要时，他被推到了怎样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倘使萧何、曹参之流不是逢于乱世并大胆地投身到刘邦麾下，恐怕终老不过一为沛县的“主吏掾”、一为沛县的“狱掾”，舞阳侯樊哙大概要卖一辈子的狗肉他们哪来机会企望在中央政权中谋取一席之地呢？这不正是对他们适应时代潮流的酬劳吗！
    社会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自身的运动规律就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谁能够运用自己的才具认清这个趋势，并且利用这个趋势使自己在政坛上获取到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权力、威望、多数人的支持），那么他就能成为左右时代发展的政治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