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精英与政治变革
    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终究对周围的一切奈何不得。此际，他最好的做法是利用周围的一切条件为自己的茁壮成长吸收尽可能多的营养。但是，一但摆脱了母体走上了独立成长的道路，他就把最伟大的辩证法证明给世人：他把那个曾供养他但又束缚他的母体送进了坟墓；政治精英正是这样一批社会的胎儿。顺应时势的需要，他们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一旦获取了为其所需的权力，他们就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社会，让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
    最惊心动魄的政治变革莫过于诉诸极端的暴力形式--战争--来得以展现。这个时期，各路精英们粉墨登场，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为夺取权力的所有权进行激烈的角逐。《史记》精彩地将楚汉之争的场景展示给我们，我们完全可以从这场国家权力的争夺战中对政治精英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一窥倪端。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为什么楚汉相争中，刘氏集团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而项氏集团却一败涂地？最简单、最直接的回答莫过于：因为汉军的统帅是刘邦，楚军的统帅是项羽。卢卡奇说：“政治天才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在什么程度上使个人圈子的放射线到达社会圈子上去，伟大的政治家的生活范围和时代生活范围具有同一个圆心。”（24）我认为，刘氏集团所以取胜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最高统帅刘邦比项羽更善于发挥自己的个人魅力，更善于把自己的意愿投射到社会的圈子上去。
    权力争夺的规律显示，取胜的关键是取得对敌对集团的强制性优势，刘邦是怎样做的呢？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纯粹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显见，孟子把人的因素提高到何等重要的地位。经过秦王朝的暴政和连年的战乱，天下百姓犹如嗷嗷待哺的小鸟，殷切盼望能够给自己安定生活的圣贤君主出观，早些结束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那个充其量只是粗通文墨的刘邦似乎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言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圣贤君主所具有的德行。于是，我们看到，汉王入关后，“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余悉除秦法”。（25）这一举动使久遭秦朝酷律之苦的秦人无不“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26）民心显然已倾向于刘邦了。然而，为了体现自己的圣贤，刘邦动用了更高明的手段，他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27）太好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君王啊！于是，我们又看到，朴实的百性“益喜”，拥护刘邦竟然到了“唯恐沛公不为秦王”（28）的程度。对于有着明确政治目标的精英集团而言，无论是夺取还是保持权力，民心向背都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如何获取民心是精英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项羽之败与其失去民心有着必然的联系。同刘邦相反，他的军旅踏上秦朝故地后，“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29）那些已臣服的秦民在此暴行下“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尔”。（30）不错，秦人也是接受项羽的统治的，但这与“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的心境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惧怕的臣服。一旦有反抗的机会，这种恐惧就会在强大的逆反心理的驱使下爆发出来（秦末农民战争就是近例）。与其说项羽征服了秦民，不如说他为自己的坟墓掘好了墓道！果然，楚汉战争初期，三秦之地很快归属了刘邦并且成为他进攻项羽的巩固的大后方。项羽局部战场状况如此，全国战场也无出其右。孟子极具战略眼光地指出：“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刘邦之得，项羽之失恰为大圣人所言中。
    民心重要，精英集团内部的最佳配置更为重要。政治变革不是自发实现的，它需要精英集团的积极参与和引导。因此，精英集团能否实现配置的优化就是关系到其决策的制定与施行，关系到他对政治变革的引导能力的关键举措。楚汉相争中，刘氏集团能够取胜正是由于他实现了这个配置的最优化，即智、能人才的最佳配置。诚如刘邦的总结：“夫运筹策幄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31）多好的权力、军事、行政、谋略四类精英良好配置的真实写照啊！回首“三杰”的功绩，我们看到他们各司其职：萧何“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32）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无形”，（33）韩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34）在刘邦的统一指挥下，他们的配合成了击向项羽的有力的拳头。比较之下，项羽太可怜了。刘邦嘲笑他：“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35）事实远未止于此。虽然项羽勇冠三军，但在依仗武力夺取政权的时候，项羽手下却没有堪称精英的军事将领。由于缺少独挡一面的大将，我们常看到霸王在全国战场疲于奔命的场面，他辛苦取得的战果也因此而不断轻而易举的丧失，田横就是利用了他回救彭城的机会“亦得收齐，立田荣（故齐王）子广为齐王”（36）而使齐复国的；垓下之战前，那个临危受命的大司马只因一怒而“渡兵汜水”，结果被汉军“击之，大破楚军”，（37）不但自己落得“自刭汜水上”，（38）也带来了霸王的乌江之辱。一方在领袖的统筹下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一方全靠一人之力包揽全局，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如前文所述，权力精英在精英集团内部占据最高的地位，因此，他的举止关系到整个集团的兴衰。我们也知道，人的行为是摆脱不掉情感、思想和意志的支配的，即使精英也不例外。所以，有理由认为：权力精英的某些个人因素影响着他所领导的精英集团在权力争夺战中的成败。有人喻刘邦为“流氓”，我不能完全同意，似乎樊哙的评价更公正：“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在人才的使用上，最重要的是能够人当其位和人尽其用，刘邦深谙此道，我们总看到他不择手段地笼络各式能为其用的人。有效得近于荒唐的莫过于拉笼项羽叔父项伯：先是要“兄事之”，旋即又“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所以，鸿门宴上虽有舞剑的项庄，终于因为常“以身翼蔽”的项伯而保全了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头颅。无怪乎面对刘邦，韩信发出了“陛下……善将将，此乃信所以为陛下禽也”的哀叹。心理战是现代战争中的手段，但在古战场上早有运用。项羽曾将刘邦的父亲放在大锅上，以“烹”来要挟刘邦投降，刘邦凛然道：“吾与项羽……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40）虽然难免授后人以柄，但身为三军统帅，刘邦明白：如果真的投降，那么被缚于锅上的必是刘季。己身不保，何以事父？可见，面对至亲将亡还能镇定自若，刘邦是具有着临乱不惊的统帅特质的。最后，刘邦具有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格。楚汉战争中，他曾数次战败，但他毫不气馁，总是收拢残兵，重振旗鼓，终于与韩信、彭越合围项羽于垓下，取得了关键一役的胜利。把刘邦作为参照系，项羽简直是可悲了。军事天才韩信评价得好：“项王喑噁叱咤，干人皆废，然不肯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尔”；（41）“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42）陈平也分析项羽：“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43）作为一种投射，两个集团的最高统帅个性上有着如此迥异的差异，其成败不是早已注定了吗！
    借助秦末农民大起义，刘邦和项羽攀升到了历史的前列，种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因素叠加到一起终于使刘邦掌握了主动，他拉下了楚汉之争的帷幕，也因此开创了汉室江山几百年的基业。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正是由一代代站在时代前列的精英们领导他的人民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