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厪、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
    会议结束后，先师即有计划地积极地工作起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 国史学史教材”为题（注：载《文汇报》，1961年8月28日。），专门刊发消息，报道先 师老而弥坚、奋发工作的情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3.对西方名著的移译
    先师通晓多种外国语，计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早年就 译有海斯和穆恩的《近代世界史》（注：黎明书局1933年出版，与沙牧卑合译。）。50年 代译有《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与黄瑞章合 译。）、苏联学者阿·伊·莫洛克的《世界近代史文献》（注：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 版。）、60年代译有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卷）（注：商务印 书馆1961、1963年出版。）、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 学家》（注：此书乃先师在60年代初就开始翻译，记得先生家里有一台老式的中文手工 打字机，译完一章，即打印一章。在我读研究生时，先师命我据原文做校对工作。此书 商务印书馆早已向先师组译，因“文革”而中断，直至于1989年才出版。）等。
    此外，先师为了配合《外国史学史》教材的编纂、配合历史系课程的学科建设，还有 计划地继续选译西方著名史家或流派的个案资料，内部刊印成《外国史学史资料》分发 给学生使用；同时，又不时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许多译文，介绍西 方史学，先师还与曹未风等人，集体翻译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注：汤因比《 历史研究》一书，中译本（上、中、下三册）乃据美国学者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翻译而 成，1959年至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册陆续出版，日后又不断再版，坊间流传甚广 。先师参与翻译的是该书的下册，译者除曹未风与先师外，还有周煦良、林同济、王造 时等名家。近有刘北成、郭小凌据1972年单卷英文版合译的中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 00年版。）。
    三
    如果把西方史学史的学科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创业者多是绘就蓝图、奠定地基、 搭好脚手，往往来不及砌砖粉墙，更不必说内部的精细装修工作了，总体来看，五、六 十年代的“南耿北齐”为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也大体如此。这如同年鉴学 派那样，在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那里，只是提出了年鉴史学新范型，还来不及像这一 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那样，以其煌煌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 界》等作出过细的描述。但费弗尔还有马克·布洛赫这两位创始人确为年鉴史学的成长 壮大奠定了路基，开辟了前进的方向。先师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所做的工作也具有这样 的性质。
    作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先行者，先师的贡献既从总体上体现在前述三个方面， 也表现在下述他研究西方史学的方法上，这里所说的方法，不是具体的技术性的方法， 它与先师对西方史学的总体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通过对这些方法的揭示，也可看 出先师的史学思想，并能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贡献。
    这里依据先师生前所发表的论著、未刊讲稿与札记等第一手资料（注：先师的讲稿，我 有三个未刊版本：1961年2月24日开始的外国史学史讲稿，这是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二 年级下学期读书时的课堂笔记；1963年历史系学生的听课笔记；1965年12月15日开始的 外国史学史讲稿，这是我读研究生并任先师助教时的随堂听课笔记。），作出归纳。限 于篇幅，也限于我的识见，在此只能暂列十条，略作铺叙，稍作说明，很可能是挂一漏 万，难现全貌。
    1.历史研究务必求实
    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是现代历史科学工作者所应恪守的基本准则，也是先师所 反复教导我们的。记得先师曾说过，历史学与说谎无缘，应与真实结伴，那些歪曲事实 、炮制谣言并进而诬蔑丑化他人的人，不但永远成不了气候，到头来，反成了被历史嘲 弄的小丑。这真是至理名言。先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64年秋我下乡参加“四清”运 动前夕的一次谈话中，他似乎隐约预感到“文革”中那种肆意糟踏历史的丑陋行为。
    说真的，先师很崇拜兰克，称其为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兰克在《拉丁和条顿 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所标榜的那句名言：“我的目的仅仅在于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 已”（即“如实直书”）很欣赏，他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先师对我的作业批改极其认 真，颇有兰克的那种辨析考证一丝不苟的遗风，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近代西方史学的 札记交给先生，只见他在我的稿纸边上贴满了小纸条。纠谬与批注的文字写得密密麻麻 ，如今重读这篇还珍藏在我书柜中的习作，又忆及先师的求实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我感 悟到，这正是他留给我的，也是后学的一笔无形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