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分离，京师国库仰赖东南给养，而漕粮等物资主要靠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运输，京杭运河因而成为维系清王朝统一与繁荣的命脉。记载清代京杭运河的资料，除文字史料之外，还有较少为人关注的清代京杭运河图。所谓“运河图”就是描绘运河河道及其水利工程、运河漕运、沿线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地图。清代运河图是了解清代运河情况最直接、最形象的资料，具有文字史料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解读研究清代京杭运河图，可以再现京杭大运河的人文景观与漕运图景，进而为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研究与保护提供鲜活而坚实的历史依据。
    学界对清代京杭运河图的研究，主要包括李孝聪先生对海外藏运河图的目录编订、内容介绍与考订、对河工水利图类型及其在水利史上价值的讨论；任金城先生对国家图书馆藏运河图的介绍与清代运河图类型的探讨，文中所涉及的运河图多为乾隆朝之后所绘；王耀对清代绘本京杭大运河图进行的探讨，考证了美国所藏的两幅康熙晚期的《运河全图》①。此外，哈尔滨地图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影印出版过清代京杭运河图的局部或全部图影②。京杭运河图的披露和刊印为其研究打下了基础，而已有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总体来看，受资料和研究方法所限，清代早期运河图的披露较少，著录者和研究者对舆图内容的解读和绘制年代的判定不尽准确，而对舆图绘制者、绘制背景、绘制机制的研究则基本没有展开。有鉴于此，本文选取现存年代最早的绘本《京杭运河图》，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全面考证其绘制者、绘制背景和绘制机制并揭示其历史价值。
    一、两岸分藏康熙《京杭运河图》之内容与源流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不具图名、作者和绘制年代的长卷式绢本彩绘运河图，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著录者将其定名为“京杭道里图”。阎平、孙果清1995年编著的《中华古地图集珍》和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中都刊印了该图的局部图影，并将其年代判定为清中期③。安作璋2006年的《中国大运河的繁华》一文下方刊印了此图的全图缩微图影及浙江省博物馆魏萍所写的介绍，将此图命名为“清南巡道里图”或“无款京杭道里图”，并将此图的绘制年代判定为清中期④。2011年出版的《浙江古旧地图集》中刊印了此图的全图清晰图影，并对其进行了介绍⑤。
    “京杭道里图”全图纵横78.5×2032厘米，从水平方向自右向左展开，卷首起自杭州湾，卷尾止于京师北京西侧的八达岭长城，方位随势变换，大势为左北右南，上东下西，即将从南向北看的运河右岸绘于图卷上方。该图采用中国传统的鸟瞰图绘制技法，以俯瞰视角，用工笔重彩，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杭州至北京间的大运河及其两岸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图中山脉施青绿色，层峦叠嶂耸峙于氤氲的云雾之中，山体明暗相间，气象万千。河流绘以双线，运河内绘水波纹，漕船扬帆其中，大海和钱塘江潮绘出波纹和浪花。堤坝用宽粗线条突出显示，以阴影表现立体感，并绘注大堤上的各种水利设施。图中出现的府、州、县城邑，均绘有城墙、城门楼阙，并注出城门名称，城中的重要建筑如衙署、寺庙、桥等均采用形象绘法一一绘出。运河沿岸的山峦、城镇、名胜、闸坝名称均用蝇头泥金小楷注于其上。总体来看，图中河道、运河及其他河流的位置关系描绘尤为详尽、清晰和准确，山脉、城池、堤坝、闸桥绘制精美，跃然纸上，是一幅极其精美的运河图，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价值。
    由于“京杭道里图”上未注作者与绘制年代，也没有题记和印玺，刊印此图的《中华古地图集珍》、《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和《浙江古旧地图集》中的著录者将其绘制年代定为清中期⑥。安作璋的《中国大运河的繁华》中所附魏萍撰写的说明文字也将此图定为清中期。从编排顺序和行文来看，以上三处著录都将此图判定为清乾隆时期。然而，清中期的断限过于宽泛，而乾隆时期的判定是否准确，都有待于更为精确的考证。
    笔者注意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同样藏有一幅不具图名与作者的长卷式绢本彩绘运河图(台北“故宫”编号“购善002078”)。全图纵78.6厘米，横2050厘米，图上同样未注作者与绘制年代。著录者将其定名为“京杭运河图”，将其绘制年代定为康熙三十七年至雍正元年之间(1698-1723)⑦。
    将台北“故宫”“京杭运河图”和浙江博物馆“京杭道里图”比较发现，两图的内容、绘法、注记、规模、质地基本一样，明显属于同一舆图的不同绘本。但从细节来看，两图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首先，两者的大小有所不同，台北“故宫”图较浙江博物馆图长18厘米，而两者宽度基本一致；其次，台北“故宫”图较浙江博物馆图上的注记为多，浙江图中不少山脉、城镇的名字并未注出，两图中同一区段运河中漕船的数量不尽相同；再次，台北“故宫”图较浙江博物馆图的绘制更为精细，浙江图中不少山脉在青绿着色后，并未用泥金点染山峰。总体来看，台北“故宫”“京杭运河图”绘制更加细致和精美，而浙江博物馆“京杭道里图”则有不少未完成之处。因此，浙江博物馆“京杭道里图”可能是该图作者绘制的稿本，而台北“故宫”“京杭运河图”则是可能同一作者绘制的定本。根据图上内容和清代舆图的命名通例，两图命名为“京杭运河图”较为妥当。
    要判断海峡两岸分别收藏的运河图的绘制时间，需要对图上内容尤其是运河水利工程进行考释。首先看政区，图中的江苏“仪真”尚未因避雍正帝胤禛之讳改名“仪征”，表明该图绘制于雍正元年(1723)之前。图上的邳州城尚未迁到新的治所，表明该图绘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以前⑧。其次看水利工程，图中在江苏桃源、清河、安东段黄河北岸绘制出靳辅开凿的中河及中河口的仲家庄双闸，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之后⑨。综合来看，浙江博物馆藏“京杭道里图”和台北“故宫”所藏“京杭运河图”表现内容的年代在康熙二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八年之间。
    除了通过地图内容本身的解读与分析之外，还可以通过其收藏记录来考订海峡两岸所藏两幅“京杭运河图”的渊源关系。首先来看两岸藏图机构的藏图目录，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近现代收藏目录中，均未著录与两图相关的信息。根据台北“故宫”网站善本古籍资料库著录信息，编号为“购善002078”的《京杭运河图》是台北“故宫”于1999年11月征购而来，而此图之前的流传经历已难以考证。清代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编纂的、迄今所知最早的清代皇家藏图目录《天下舆图总折》中所著录的与两图主题和范围相似的内容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一月初四奉旨交来的“京城至江南河图”一卷⑩。从其入藏时间及与此图同时入藏的江南黄河图推断，“京城至江南河图”应该是当时的河道总督张鹏翮绘呈的《运河全图》，并非浙江博物馆和台北“故宫”所藏的“京杭运河图”。可见，两岸所藏的“京杭运河图”并未在康雍年间入藏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乾隆二十六年(1761)舆图房编订的皇家藏图精华目录《萝图荟萃》中也未著录相似舆图(11)，而乾隆六十年编订的《萝图荟萃续编》中著录有“京师至杭州河图”一卷(12)，其描绘范围及长卷装帧都与两岸所藏“京杭运河图”基本一致。嘉庆十一年(1806)庆桂所编的《国朝宫史续编》中更详细记载舆图房藏有：“京师至杭州河图，绢本，纵二尺五寸，横六丈六尺”(13)。《国朝宫史续编》中的藏图目录，是在《萝图荟萃》与《萝图荟萃续编》的基础上补订而成，其所载之图与《萝图荟萃续编》所载明显是同一幅舆图。据清宫测绘丈量舆图所用营造尺折算，舆图房之图折合80×2114厘米，与两岸分藏之图大致相似。基于以上资料，从图幅大小、涵盖地域范围以及装帧方式来看，浙江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分藏的《京杭运河图》极有可能是《萝图荟萃续编》和《国朝宫史续编》所著录之“京师至杭州河图”的同源舆图。
    通过上文中对地图内容的解读和相关清代舆图目录的考证，可以判定浙江博物馆所藏“京杭道里图”和台北“故宫”所藏“京杭运河图”大约绘制于康熙二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八年之间。其中《京杭运河图》的定本于乾隆六十年之前人藏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并为清代舆图房的藏图目录所著录。民国以后，原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地图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继承，但在故宫文献馆1936年所编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中却并未著录“京杭运河图”，表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所藏之图或是在1911至1925年间流出官外，或是在1932至1933年间故宫文物南迁期时运往上海或南京存放(14)，故而不在故宫文献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