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四年(1263)，元世祖升开平府为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次年诏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1272)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由此正式确立了两都巡幸制度。
    对于两都巡幸制度的建立原因，已有研究述及。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一书认为大都和上都分别是治理汉地和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将大都定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以上都作为陪都，保持蒙古旧俗，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则为蒙古民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①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一书亦称元代“并建两都既是出乎兼控中原汉地与蒙古宗亲戚里的需要，也是游牧行国风俗的继承”。②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元时期》(上)一书认为“塞北草原城市开平对忽必烈联系与控制漠北本土的诸王、贵族势力，保持蒙古人的优势地位和游牧生活习惯来说，仍具有燕京不能替代的作用。于是形成了南北两都的格局”。③上述观点在元史学界获得了较大认同。此外，叶新民强调元代两都巡幸制是对蒙古民族固有习俗的继承，认为“它渊源于草原游牧经济，是与草原游牧民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契丹族的四纳钵制和女真族的巡幸制度，都对元朝两都巡幸制的形成有影响”。④概言之，已有研究多强调两都巡幸制度原因中的政治意图和继承旧俗这两个方面。东湖《元朝帝王巡幸上都的原因》一文除此之外还考虑到蒙古人害怕酷热，前来避暑的生理原因，⑤但该文篇幅有限，则不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早在20余年前，陈高华先生就曾指出：“不认真研究元代的两都制，我们对大都的很多情况是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的。”⑥显然，对两都巡幸制建立原因的探讨是题中应有之义。仅就该命题而言，已有研究往往忽视了政治制度建立背后的深刻经济动因。两都巡幸制是元代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同任何政治制度一样，其制定和实施受深刻的经济动因所驱动。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同时，本文认为：离开了对大都和上都单个都城地位得以确立的政治、经济、军事诸要素的分析，以及对上述要素在大都和上都之间的联系和分工的深入分析，则对元代两都巡幸制的理解也将难免流于肤浅，两都巡幸制框架下发生的诸多史实也将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有鉴于此，本文从分析大都的区域经济地理条件入手，进而阐释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由此深入探析元代两都巡幸制度背后的经济动因，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农牧并举--元大都的微观区域经济地理条件
    城市的产生、发展及其兴衰均与其所处的区域经济地理条件息息相关。现代城市地理学认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地理条件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的基本原理就在于城市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城市要从区域获取发展所需要的食物、原料、燃料和劳动力，又要为区域提供产品和各种服务。城市和区域之间的这种双向联系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它们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区域能够向城市提供多少食物、原料、燃料、劳动力，区域又能够吸收多少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城市与外界区域目标有什么样的交流手段，就成了城市发展的基础”。⑦城市与区域经济地理条件之间密切关系也无时无刻地存在于元代时期的城市，只不过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强度与现代城市有所不同。分析区域经济地理条件，对于解读元大都的城市性质、城市职能及其在两都巡幸制度框架内的地位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路径。在此，本文首先分析元代大都城的区域经济地理条件。
    元大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有着首领地位的都城，因此不能仅仅局限于分析元大都周边地区的微观区域经济地理条件，而应将区域经济地理条件的地域尺度扩大到全国，再从更高层次上分析其宏观区域经济地理条件。只不过对于本文论题的阐释而言，更直接涉及微观区域经济地理条件。
    界定元大都的微观区域经济地理条件的地域范围，实际上涉及经济区划问题。由于“我国的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就具有很大一致性的地方”，且“从我国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看，两者最大的一致性是客观存在的”，⑧故此，元大都的微观区域经济地理背景的地域范围理应以大都路辖区为限。该区域范围内经济地理条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农业(这里所指的“农业”是狭义的，即农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商业和手工业虽然也是古代城市区域经济地理条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商业归根到底是对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的买卖，手工业则是对农牧业产品的再加工。因此，商业和手工业在古代城市区域经济地理条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没有农业和畜牧业那样具有决定意义。本文在此主要考察大都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两者也是元代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其地域组合结构及其发展水平决定了大都微观区域经济地理条件的基本面貌。
    (一)位于农牧分界线以南的元代大都地区
    在今天的农业区划中，东部季风区的暖温带北界(大致与长城沿线相符)是我国农作物稳定复种的北界，即一熟区的南界，也是冬小麦和春小麦的分界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⑨今北京地区地处这一分界线以南，农业经济结构以农作物种植业为主，辅之必要的舍饲和圈养畜牧业。元代华北地区农牧分界线的位置虽然与今不同，但仍介于元大都和元上都之间。元大都地处北纬39°、东经116°，元上都地处北纬42°、东经116°。两者经度相同，所以两地的植被分布不存在经度地带性。但两者纬度却相差3度，因此上都与大都之间植被分布的纬度地带性差异较大。元大都的平均海拔约为44米，元上都平均海拔约1268米，两者相差1200多米。按照气温垂直地带性的一般规律，每上升1000米气温就下降6℃。这种气温的差异必然又影响到植被的分布，农作物的分布自然在其影响之内。综上可知，元上都的同期气温和积温要比大都低得多，再加上日照时数、降雨量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两都之间农牧业经营状况的差异。
    元朝时期，横亘于大都与上都交通线西道中段的野狐岭则是农牧分界线上的标志点之一。金元之际，邱处机西行途中“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⑩所谓“中原之风”自然是以华北平原为地理基础的风物或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的风俗的统称。此后，张德辉由中原北上，经由两都交通线西道，沿途“出得胜口，抵扼胡岭……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11)此处的“扼胡岭”就是野狐岭的另一种汉字译写。又，元人周伯琦《扈从集·后序》载：“由兴和行三十里过野狐岭，岭上为巴纳，地甚高，风寒凛栗，不可留。山石荦确，中央深涧，夏秋多水，东南盘折而下平地，则天气即暄，至此无不减衣者。前至得胜口、宣德、宣平县境也，地宜树木，园林连属，宛然燕南，有御花园杂植诸果。”(12)由上引史料可见，野狐岭上下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存在显著差异，而农业和牧业在这里的分野在当代人眼中也显而易见。野狐岭在元代已被视为农牧分界线。如此看来，大都位于该界线以南数百里处，理应是以农作物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农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