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弓马之利--元大都地区畜牧业经济的极端重要性
    农业经济是提供粮食和桑蚕等产品的衣食之源，畜牧业经济则提供畜力、皮毛、筋角、肉、奶等产品。相比较而言，畜牧业经济在大都地区更具有极端重要性。之所以这样认为，还得从元朝中央政权建立的军事和经济基础谈起，这也涉及元大都定都于此的根本性保障。
    据元人记载：“北方强劲，所恃者马力。”(23)南宋人也认为“鞑兵之强，得马之力居多”，(24)而《元史》卷一○○《兵志三》则讲道：“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所谓的“弓马之利”就是弓箭较强的杀伤力和马匹在兵员运输上的便捷性以及战斗中的冲击力，这是蒙古人取得长途西征，消灭金、夏、南宋政权等一系列军事胜利的重要因素。蒙古族以“异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定都大都，作为其统治基石的“弓马之利”不仅不会削弱，而是刻意强化。
    为了拱卫京畿，镇抚四方，应对不虞，元朝在大都地区维持着大量的马匹，以供骑兵随时驱驰。大德十一年(1307)，大都饲马九万四千匹(卷二二《武宗纪一》)。至顺二年，京城应当饲养马驼六万匹(卷三五《文宗纪四》)，这还只限于马驼等大牲畜，不包括羊群在内。至正十七年夏四月丙午，监察御史五十九奏称：“今京师周围，虽设二十四营，军卒疲弱，素不训练，诚为虚设，倘有不测，诚可寒心。宜速选择骁勇精锐，卫护大驾，镇守京师，实当今奠安根本、固坚人心之急务。”(卷四五《顺帝纪八》)对于这一建议，元顺帝“嘉纳之”。大都周围增兵的必然结果就是军马数量的增加。
    此外，马匹、驼只、羊群还是蒙古族日常饮食的重要来源。即便是在宋元对峙时期，蒙古人仍旧“出猎射生，纯肉食，少食饭，人好饮牛马奶酪，极肥腯，生啖葱蒜，衣腥食秽，臭不可近……彼无好米，见此白米，重之曰‘细米’。土产惟小米、粟、麦”。(25)可以说，饮马乳、吃羊肉是元代蒙古人的主要食谱。马匹等牲畜对于维持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正由于此，才有“一个蒙古人丢掉了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26)的议论。正是凭借着弓马之利和畜牧业经济基础，蒙古贵族在汉地的统治才得以建立。而维持这两者的存在与发展，则是元朝统治者从稳固统治的角度出发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维持“弓马之利”的基本前提是弓箭的制造和马匹的繁育。制造弓箭是一门相对简单的工艺，远没有饲养牲畜复杂，而且，弓箭的制造中必不可少的弓弦也是以畜牧产品为原料。马匹的繁育和日常管理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还受限于马匹自身的生物机能。再者，一旦没有马匹，兵员即使拥有射程和杀伤力再远再强的弓箭，也不足以形成军队的冲击力和机动性，则蒙古军队的作战效能将大打折扣。于是，饲养马匹就成了维持“弓马之利”的核心工作。
    大都地区维持众多的牲畜，首先要解决的是饲料问题。牲畜靠植物性饲料为生，大都地区的植物性饲料的来源可分为本地生产和外地输送两种途径。大都周边的牧地可就地供应本地牲畜的饲料。世祖至元四年秋七月“壬寅，申严京畿牧地之禁”(卷六《世祖纪三》)，此举显然是为了加强对大都地区牧地的管理，确保牧草资源不受破坏。除大都周边牧地直接出产草料之外，元朝中央政府还通过和籴的方法购买草料。元人马祖常《记河外事》载：“故事，国马食岁征诸内地而不给，则漕河间盐，错置郡邑，算民之口而廪食之，估当其直，而以藳秸入之官。又不给，则差河北郡县，凡民数几，可秣马几，俾马就食于外。”(27)这种办法元代称为“盐折草”。盐折草的措施主要在大都京畿地区实施，“畿内州县，岁赋刍秣饲国马，每先期散盐于民，秋而敛之，谓之盐折草”。(28)具体而言，盐折草之法于“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则例。每年以河间盐，令有司于五月预给京畿郡县之民，至秋成，各验盐数输草，以给京师秣马之用。每盐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岁用草八百万束，折盐四万引云”(卷九六《食货志四》“市籴”条)。显然，盐折草是为了解决京师马匹的饲料供应，其供应量之大，也反映出京师马匹数量之巨。在盐折草制度制定之前，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曾下诏“征大都南诸路所放扈从马赴京，官给刍粟价，令自籴之，无扰诸县民”(卷一五《世祖纪十二》)。可见，把马驱赶至大都以南诸路，主动寻求草料，也是解决大都马匹饲料的途径之一。元人苏天爵《元故奉议大夫河南行省员外郎致仕赠嘉议大夫真定路总管和公墓碑铭》载：
    初，朝廷岁命卫士以驼马分饲民家，及闻民多被扰，始命郡县筑驼圈，作马厩，官吏董之，庶几编民不至受害。公时在沛，买地三十亩作马厩数十楹。(29)
    将卫士的驼马分派到各地民户家中饲养，这是将大都集中的饲料供应压力分散到各地，并不意味着牲畜数量和饲料需求量的缩减。
    三、禾稼·秋耕--元大都地区的农牧业矛盾
    然而，无论采取上述哪一种牲畜饲料筹措途径，植物性饲料必须在土地上经由人工种植或自然生长才能形成饲料。土地一旦成为种植牧草或其他植物性饲料的牧地，就不能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和桑麻等经济作物，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形下，若想在京畿地区就地解决饲料问题，就必须扩大牧地面积，但这必然造成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耕地面积的减少，从而也就减少了大都地区本地出产粮食的数量，增加了海道漕运的负担。而且，盐折草的饲料解决途径实际上只是对大都近畿的农牧矛盾的转移，客观上侵占了饲料输出区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造成该地区粮食产量的降低。此外，盐折草之法抬高了食盐的价格，“增其直而市于民”，又把大都地区牲畜饲料的供应负担转嫁给饲料出产地的食盐食用者。
    为了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稳固，以饲养马匹为主要内容的牧业在大都地区就获得了根本上的“合法性”。退一步讲，即便是大都地区农业凋敝，元朝统治者仍可通过海道漕运获得东南地区的粮食布帛而获得喘息之机。但如果大都地区没有相当规模的马匹存在，则蒙古贵族所依峙的弓马之利顿失，没有足够的骑兵则无法对全国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和政治统治。如此，元朝最高统治者势必陷入比缺粮更为恐慌的境地。两害相权取其轻，元朝最高统治者最终没有走出在大都地区全力发展农业这一步，而是采取农牧业并举，在确保马匹供应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发展农业的政策。
    虽然大都人口对粮食和布帛的需求量是巨大的，而且元朝最高统治者也很清楚海道漕运的高昂代价，但是元朝统治者在处理大都地区农业和牧业发展的矛盾时，始终不可能放弃牧业，彻底“汉化”，放手发展农业，而是努力寻求农牧业经济两者之间的平衡。元朝统治者在选择了海道漕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在大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向牧业倾斜，确保牧业经济总量不会突破最低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