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作物品种既定的前提下，扩大播种面积就成了增加粮食和桑麻产量的唯一途径。然而，在土地充分利用、没有空闲荒地可资农牧业利用的情况下，大都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势必带来牧地面积的缩小。同理，在畜牧品种、牧草产量和生长期既定的情况下，不可能通过提高载畜量来发展牧业经济。增加牲畜数量和畜牧产品供应量的唯一途径在于通过扩大牧地面积，提高牧草产量，增加牲畜的放养数量。这样，在同一地域内农业和牧业各自的同期发展就必须以牺牲对方为前提。换言之，农业经济在地域上的扩张必然导致牧业经济的收缩，反之亦然。因此，如何从维持和发展元大都正常城市职能的角度出发，协调大都地区的农牧业地域扩张趋向，就成了元朝最高统治者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
    可是，寻求农业与畜牧业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绝非易事。放牧是元代牲畜饲养的普遍方式。数以万计的马匹、骆驼及其他牲畜放牧在大都及其周边地区，稍微不加约束，就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损害，更何况还有蒙古人故意纵容马匹以农作物为饲料。据《元史·兵志三》载，置立于世祖至元十五年的枢密院所辖后卫屯田：
    后以永清等处田亩低下，迁昌平县之太平庄。泰定三年五月，以太平庄乃世祖经行之地，营盘所在，春秋往来，牧放卫士头匹，不宜与汉军立屯，遂罢之，止于旧立屯所，耕作如故。
    这就是牧地与农地发生冲突，而农地给牧地让路的例证之一。世祖统治时期某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马，帝既允，方以图进，后至帝前，将谏，先阳责太保刘秉忠曰：‘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向初到定都时，若以地牧马则可，今军蘸俱分业已定，夺之可乎？帝默然，命寝其事”(卷一一四《后妃传一》)。此处所称军蘸分业无疑当为军士屯田。在此，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地域扩展受阻。另据元人王恽《乞征问取牧马地草粟事状》载：
    今察到涿州站憀占牧马地内有熟地二百七十七顷二十二亩，每年召人租种，每亩收粟三升，秆草一束。(30)
    这是农业经济向牧业经济实施地域扩张的例证。其实，即便是大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和牧业并不打算扩张地域上的经营范围，二者仍旧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禾稼：衣食之源与牲畜饲料的直接冲突
    畜牧业采取的主要饲养方式无非放牧和圈养两种。放牧是较为粗放的饲养方式，牲畜的觅食空间很大，饲养过程中对自然状况的依赖较大，所需人力较少。圈养则是较为集约的饲养方式，牲畜的觅食空间受到了限制，由此也增加了人在饲养过程中的收集储存饲料，喂养牲畜的负担。元代畜牧业则主要采取较为粗放的放牧制，“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元史》卷一○○《兵志三》)。放牧是蒙古旧俗之一，蒙元政权建立之初，在蒙古族上层统治者中出现了“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如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31)的言论，这显然是想把汉地全部转化为牧地，以便实行放牧。虽然此议因耶律楚材的阻止而未付诸实施，但牧地在汉地内的插花状分布却成了事实。汉地范围内农耕区和牧地的交错分布格局，为牧地内的牲畜损害农耕区内的禾稼提供了可能。世祖中统年间，“时行营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纵牛马坏民禾稼桑枣，彧(案即崔彧)言于中书，遣官分画疆畔，捕其强猾不法者置之法”(卷一六七《姜彧传》)。但从实际情况看，元代汉地内农耕区与牧地之间并没有有效地“分画疆畔”，牧业经营方式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屡禁不止。据《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载：
    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夺其居，俾饮食之，残伤桑果，百害蜂起；其仆御四出，无所拘钤，私鬻刍豆，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枥以牧之。至治初，复散之民间，其害如故。臣等议：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著为令。
    暖棚和团槽枥自然是供圈养牲畜的设施。从上引史料可见，放牧是元代牲畜饲养的普遍形式，而“大德团槽之制”及其他类似的圈养方式则没有有效推行。禾稼桑果对农业而言是衣食的来源，然而单从牧业的角度出发，则成了可口的牲畜饲料。在农牧并举的大都及其周边地区，对禾稼桑果的保护与破坏成了农牧矛盾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元一代，朝廷三令五申禁止畜牧损害农作物，这昭示着牲畜对农作物的损害从来没有禁绝。元朝建立之初，世祖就屡次“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32)然而到了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仍“申扰农之禁……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卷九三《食货志一》)，由此可见牲畜对农作物的破坏之势相当顽固，从未根绝。
    (二)秋耕：衣食之源与牲畜饲料的潜在冲突
    蒙元肇建，“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卷九三《食货志一》)，对农业生产漠不关心。蒙元政权最高统治者对农业的倚重始自世祖忽必烈时期，“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卷九三《食货志一》)。这一大政方针要落实到实处，就必须要求遵循农业生产的规律，确保农业生产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