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萌生之后，大都地区的农事活动开始，大都以北的牧草也陆续萌发。此时再像冬天那样把牲畜圈养在“暖枥”中，靠干饲料喂养显然是不经济的。元人朱德润《观内厩洗马》诗载：“束刍斗豆岂马羞？茫茫丰草生林丘。”(45)言下之意，长期圈养对马匹的生长并不利，最好的方式是林丘之内的放牧。但大都地区农牧业并存，开展大规模的放牧显然要影响农业生产。于是，把大都地区的牲畜转移至北方草原地带，一则可以使牲畜在“水草饶刍牧”(46)的上都地区得到最佳的生长环境，二则消除了对大都地区夏秋季节农业生产的破坏。马匹既已北上，大都地区的“弓马之利”也随即北移。元朝皇帝自然不会在没有足够军事实力作保障的大都地区停留，统治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上都。而且，统治中心转移到上都之后，也便于元朝皇帝加强与蒙古本部的联络和沟通，对自己“龙兴之地”上的蒙古各部通过赏赐来拉拢安抚。延祐元年六月甲辰，元仁宗颁敕曰：“诸王、戚里入觐者，宜趁夏时刍牧至上都，毋辄入京师，有事则遣使奏禀。”(47)这就明确地将入觐朝见和刍牧结合起来，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合二为一，而这种结合的时空背景显然不是冬春季节的大都，而是夏秋季节拥有广阔牧地的上都。夏时的上都既是进行刍牧的适宜场所，又是蒙古诸王朝觐称臣、元朝皇帝靠赏赐拉拢蒙古旧部的政治活动场所。“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木易得之处以避之”(48)是游牧民族的通性。大都与上都之间有三个纬度的差异，在冬季则是“阳暖薪木易得之处”，所以秋冬季节将牲畜回迁大都则在情理之中。牲畜既已回迁，“弓马之利”则随之返回大都，大都又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与此同时，在农业经济的依托下，牲畜也获得了优于上都地区的生存环境。
    具体而言，元代两都巡幸制度建立的经济动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虑妨农”：两都巡幸制度对农业生产的保护
    上引《大都赋》提到的“云妫”当包括龙庆州和怀来县，(49)两者处于上都与大都之间，以南就是大都路的农耕区。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只有在大都路农耕区的秋获作物收割完成以后，皇帝车驾才会从大都徐徐南返，如此才能“毋俾民虐”，实现防止“畜牧之妨农”的初衷。这一点可以得到如下史料的佐证：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载，英宗在由上都返回大都途中，“车驾驻跸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这足以看出两都巡幸对农业和畜牧活动的协调。此处，英宗为求农事与畜牧一举两得，不惜忍耐寒冷，也可以看出上都避暑和大都避寒只是两都巡幸的次要目的。《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载，仁宗至大四年(1311)闰七月“甲辰，车驾将还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鹰坊、驼人、卫士先往，庶免害稼扰民，敕禁止之”。驼人和卫士自然是与驮马同行，大队人马的经过势必对上都往返大都交通线沿途的在田秋季作物和正常的农事活动造成损害。元世祖至元十四年秋七月“戊戌，申禁羊马群之在北者，八月内毋纵出北口诸隘践食京畿之禾，犯者没其畜”。(50)这就是一项确保大都地区农业生产顺利开展的保护措施。七月份，大都到上都交通线沿线及大都地区的禾稼仍处于生长期。倘若此时皇帝车驾或扈从人员返回大都，则势必影响沿途的农业生产。《元史》卷一八五《盖苗传》载：至正五年(1345)“大臣以两京驰道狭隘，奏毁民田庐广之”。由此可见，农田和村舍紧靠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线，否则拓宽两京驰道就不会损害于此。故而元代多有禁令约束两都巡幸期间车马的行为，避免肆意践踏禾稼，例如，延祐七年(1320)秋七月壬辰，元英宗“遣扈从诸营还大都，禁践民禾”(卷二七《英宗纪一》)。泰定帝于泰定三年(1326)“秋七月甲辰，车驾发上都，禁车骑践民禾”(卷三○《泰定帝纪二》)。上述禁令无非是把车马、人员对正常两都巡幸沿途农业生产的破坏降到最小。初秋时节，汉地农耕区的农作物还未收获，农业生产仍在继续。倘若此时皇帝从上都返回大都，大队车马必将对沿途所经农耕区的农事活动造成不利影响。所以，黄溍《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载：元仁宗延祐年间“某年，时巡上京，欲以初秋回銮。王谏曰：‘世祖往还，岁有定制。矧今禾稼在野，乘舆所经，民将废业。愿陛下法旧制，以惠斯民幸甚。’上然之，遂改以八月”。(51)可见，世祖每年八九月才从上都回銮的旧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保护农业生产，避免返途中人马破坏禾稼。元人徐世隆载：“都人莫讶晚回銮，秋郊恐损如云稼。”(52)元人王恽《大都路漷州隆禧观碑铭》载：“銮舆岁幸实省耕。”(53)可见时人已明确意识到两都巡幸制度对大都地区农业生产的保护作用。
    (二)“便畜牧”：两都巡幸制度对畜牧业的促进
    两都巡幸制度对牧业经济的促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夏秋季节上都地区水草丰茂之时，将牲畜从大都地区驱赶至上都，以利于其生长；其二，在冬季来临之前，将牲畜从温度较低的上都地区迁至温度较高的大都地区避寒，来自大都农耕地区的刍粟可以充当牲畜冬季的饲料。元人周伯琦《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十首》诗载：
    牛羊群蚁聚，车帐乱星移。
    刍牧因饶沃，迁留顺岁时。(54)
    上都地区的牲畜按照季节的轮回在上都与大都之间进行轮牧自然是顺应岁时的举动。元人吴莱《楼彦弥北游京师，予病不及往饯，岁晚有怀，并寄彦昭浚常》诗载：“百官散城邑，驼马尽归休。”(55)此诗写于十月，巡幸上都的百官已还大都，与此同时驼马等牲畜也随之南返，在大都地区休养生息。
    两都巡幸制度为牲畜在夏秋季节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生存环境，这一点前文已述，在此主要探讨两都巡幸制度为牲畜越冬提供的便利。秋冬季节大批牲畜的返回势必增加大都的饲料供应负担。据《元朝名臣事略》载，元朝建立之初：
    中书省檄诸路当养禁卫之羸马，数以千万计，刍秣与其什器，前期咸备。公曰：“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饷于南者。上新临天下，京畿根本地，烦扰之事，必不为之。马将不来。”吏白：“此军需也，其责不轻。”公曰：“责当我坐。”遂弗为备，马果不至。(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