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汉地社会上古史编撰而言，顾颉刚先生曾有“层累地造成”之说，即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所讲的历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累积起来造成的[1]。就内亚诸族上古史传说而言，陈寅恪先生亦有“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的概念。他说：
    考东西文字之蒙古旧史，其世界创造及民族起源之观念，凡有四类：最初者为与夫余、鲜卑诸民族相似之感生说。稍后乃取之于高车、突厥等民族之神话。迨受阿剌伯、波斯诸国之文化则附益以天方教之言。而蒙古民族之皈依佛教者以间接受之于西藏之故，其史书则掇采天竺、吐蕃二国之旧载，与其本来近于夫余、鲜卑等民族之感生说，及其所受于高车、突厥诸民族之神话追加而混合之。……此类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其例自不限于蒙古史。其他民族相传之上古史，何独不然?[2]
    藏族古代史籍所载西夏历史也存在着不同来源借入、变形和演绎的现象。过去学术界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如认为藏籍中西夏始祖创基故事与西夏时代的西夏文诗歌《夏圣根赞歌》中的“七兄弟传说”存在着渊源关系[3-4]；认为藏籍中西夏鄂鲁氏发迹传说与汉地《宋史·夏国传》所载李继迁崛起事迹互为印证[5]；认为藏籍中西夏占卜故事的原型可以追溯魏晋时期汉籍的记载[6]等。不过迄今为止，这些研究对于藏文史籍西夏叙事还没有做到全面的正本清源，而且已有结论似乎略微忽视了藏语文本资源和作者文化背景的影响。兹以著名的《红史》等为例，试对其中西夏故事的资料来源及其演变的痕迹加以检讨，不当之处，尚乞方家指正。
    已知藏文史籍中，最早记载西夏历史的是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该书第七章“西夏简述”如是写道：
    最初，西夏地方全部在汉人皇帝的统治之下，在北面都城①和尕②地方之间，有一座叫曼西(③)的山，此山的山神叫格胡(④)。有一天，北面都城中的一妇人处，来了骑白马的主仆七人，妇人与骑白马的主人同居，一年后生了一个男孩。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以前未曾见过的异星，汉人中管测算天象的人说：“北面都城中有一将来夺取皇帝社稷的人出生。”皇帝命令详细测算，以便寻获这个男孩，这时妇人将男孩藏在一土坑中，上面盖上木板，木板上再放一碗水。测算的人说：“在一个大海的下面有木头的大地，男孩就在那下面。”因此没有寻获，于是皇帝下令将此城中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死。因城中两岁以下的男孩都被杀死，妇人只得设法假说自己的儿子已死，于是将男孩装在棺材中哭着带出城外，丢弃在河边草木厚密处。每天都有一只大雕飞来覆盖男孩，使其不冻死，又有另外一妇人养有一头挤奶的黄牛，每天前来男孩处给他喂奶。
    有一天，妇人跟在黄牛后面前去查看，见黄牛正在给男孩慢慢喂奶，知道这男孩必是异人，于是将男孩带回养为义子。取姓氏为鄂鲁氏(⑤)，译成藏语为喝黄牛奶的人。男孩长至七岁时，联络与己年龄相仿的男孩六人，逃往北面都城的雪山深处造反，将在山中打柴的人都收编为军队。男孩又去向北面都城中有学问的人询问造反的方法，有一个汉人老妇人教给他的办法说：“这个月的十五日你可领兵来，多带一些马鞭、马粪，抛入黄河中，我有办法让汉人国王把大印交到你手中。”到十四日那天，老妇人登上城墙捶胸大哭，国王前去询问是何缘故，老妇人回答说：“帝释天神已下令让一个西夏国王出世，我们若不归顺，恐汉人将被杀绝，明天将有不计其数的大军前来。”国王又问何以见得，老妇人说：“你们明天早晨到黄河边上去看，他们遗落的马粪、马鞭使黄河河水都要变色。”次日清晨，众人前去观看，果如老妇人所言。于是问道：“怎样办才好?”老妇人说：“只有投降，才能免祸?”于是国王君臣三人送印前去，正与西夏国王一行七个骑士相遇，西夏国王取了大印，将汉人国王杀死，以后又渐次将大臣们杀死。此即汉地流传的谚语：“因一老妇人胡言乱语的罪过，三角六门的汉城被毁坏”的由来。
    西夏国王取其父亲格胡神名字中的格字，起名为格祖王(⑥)。由他下传六代为西夏杰廓王(rgyal rgyod)，他在位时，有流言说将有一个在迥明山(译成藏语为黑心山之意)出生的人在任国王的大臣时杀死国王，杰廓王听说后，向格胡山神请问将此山的人全部杀掉是否可以免祸，格胡神因崇信佛教，没有同意。因此无法在都城居住，迁移到尕地方。后来，果然有一个当时没有找到的在那座山出生的人当了大臣，他杀死杰廓王，此后王统断绝。后来，当另一个叫做托季的国王出世时，成吉思汗夺取西夏，西夏国王是火命，成吉思汗是水命，故西夏无论怎样也敌不过成吉思汗。西夏杰廓王的转世是蒙古王子阔端，阔端到北面都城时，在以前西夏杰廓王被杀的地方修建寺庙，并将杀害杰廓王的人家全部族灭。据说谋害格坚皇帝的察汗帖木儿也是在迥乐山出生的。以上是依据西夏禅师喜饶益希所说而记下来的。
    在另外一些文书故事中说，当汉族人皇帝宋太祖兄弟二人执政30年后有西胡国王出世，由西胡国王传出西夏的12位国王，共计执政260年，然后失陷于蒙古[7]。
    这段情节曲折、近乎神话的王权嬗替故事，在后来的《雅隆尊者教法史》(1376年)、《西藏王统纪》(1388年)、《汉藏史集》(1434年)、《新红史》(1538年)、《贤者喜宴》(1564年)、《如意宝树史》(1748年)等书中也有着大同小异的描述。显然，它们与《红史》之间在西夏叙事上存在着因袭关系。对此，一些史籍作者并不讳言，如《雅隆尊者教法史》在讲完“木雅(西夏)传说”之后即明言“以上史料之藏文译者为萨迦法主之弟子北方堪布喜饶益西，司徒格瓦洛哲书于第二寺”[8]；又如《西藏王统记》亦在“汉土王都陷于木雅之始末”和“霍尔(蒙古)王统世系”一节之后也直书“上述史实系根据精通汉族霍尔史籍之曾泽大师·喜饶耶协在贡塘所译历史；复根据出身高贵家族而又兼政教领袖之蔡巴·汤吉勤巴·司徒格卫罗朱所著历史，从中扼要摘录者。若求详知汉族霍尔史事，则请阅读上说二书可也。”[9]16。因此，在没有更为原始的记载被发现之前，把《红史》所载西夏禅师喜饶益希的口述或称译本，看作是研究藏籍西夏故事范式的起点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