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三段资料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红史》所载其实是以上两个故事的叠加和简化：限期斩杀、诈死逃亡一幕出自“搜孤救孤”；匿棺出逃一节出自《宋史·夏国传》。
    三是大雕黄牛哺育鄂鲁氏成长的段落。《西藏王统纪》、《新红史》、《如意宝树史》等对这些材料皆避而不载。《贤者喜宴》作“先是鹫鹰以身暖此冻僵之幼儿，继而又有一壮年母牛哺之以乳。再后，牛之主人一日见牛哺乳。奇之，遂接回，待若其子。因此此子之族系为‘乌努’，藏语谓之‘牛哺乳’。”[30]过去学界认为这“无疑是汉族传说中后稷童年命运的重现。”[4]但是就目前的资料来看，这一故事应该是蒙古草原民族祖先起源传说的一个基本模式--“狼生(育)说”的变形和演绎。此传说最早出自《史记》有关乌孙历史的记载。其文曰：
    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31]
    《汉书》也记述了这一故事：
    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32]
    相较而言，“班固之说较司马迁为详。《史记》仅言狼乳，而《汉书》复增傅父抱亡等饰词。”[33]275《汉书》这段材料与《红史》所载情节基本一致。只不过“乌衔肉生”一变而为“大鹏翼护”，“狼乳”变为“牛哺”，“傅父抱亡”变为“另外一妇人”抱归养育。此乌孙传说后来又被高车、突厥等族借人，最典型的例子是突厥。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34]
    韩儒林先生对各族祖先传说关系作了概括：
    《史记》、《汉书》仅言乌孙王子为狼所乳，在《魏书》竟为高车始祖父，在《周书》则为突厥始祖母。是初为乳养神兽，逐渐演变为种族之祖先矣。[33]276
    虽然在西藏古代史籍中没有出现有关突厥等族狼生传说的报道，但是在敦煌所出的约为8～9世纪的藏文吐蕃遗书P.T.1283号《北方各国君主之王统叙记》中却有这样一则类似的记载：
    其北，有仆骨部落，与世无争无战。其西隅，有十部落，有地势险要者，有地势平坦者。亦有地力肥沃，牧场广袤者。其北有砂碛大山，山之对面，即为天王两大部落。当默啜可汗与阿史那可汗国势强盛之际，曾引兵到此，终因道阻，迄未成功。有二人，迷失道路，茫茫踽踽。正行进间，见有骆驼蹄痕，遂尾随而行。在一大队骆驼之近处，见一妇人，乃以突厥语与之接谈。妇人乃将此二人带走，藏匿于隐蔽之处，骆驼之后有一獒犬，狩猎归来，此犬嗅出生人之味，妇人乃急令此二人向犬拜叩头。此犬遂将十匹骆驼全部必须衣物及度越砂碛大山时用水。乃发遣此二人返归突厥。
    此犬乃当初自天下降，一赤色，一黑色。下降于山岭时，遇一母狼，与之合，乃共营生，所生子息均未成活。于是此二犬，乃自附近突厥人家盗来一年轻女子，与之合。所生男儿均与犬类，所生女子，皆为人形。于是，有一群女子赤色熬犬部落名之为“格斯尔古舒”，黑色獒犬部落名之为“哈喇古舒”。此等犬类与妇人均以突厥语交谈。部落之牲畜、食物统一由妇人掌管、使用。[35]
    这也显示藏族古代史家对草原北族祖先传说并不陌生，援之而入西夏叙事是很自然的。至于狼乳转为牛哺之事，则又可在西夏人的《夏圣根赞歌》中寻得一点痕迹。其中一句作：
    耶则祖，彼岂知，寻牛而出边境上。
    这种把祖先和“牛”、“马”连在一起的思路与契丹民族“白马青牛”的传说如出一辙[4]。
    四是鄂鲁氏七岁时逃到雪山聚众造反的段落。《贤者喜宴》作“十岁”，《西藏王统记》作“及子成年，啸聚同侪，隐匿绿林，待时起事。”前文引陈庆英先生文章结论指出这段记载正好与《宋史》记载李继迁被宋兵夜袭，只身逃脱与野利部结盟一事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