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法王萨班为阔端做了狮子吼菩萨之仪轨，使阔端从病魔中解脱出来。[38]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向萨迦梦中请托的是凉州地方的天龙(神)。他所居之地为水源和泥滩，身上附有蛤蟆和蝌蚪。这一形象和前文讨论的苯教之龙神十分相像，也进一步佐证了前文《西藏王统记》中毒龙故事是有着藏人本地史源的观点。
    七是末代王托季亡于蒙古的段落。“托季是西夏最后一个皇帝，亡国后被成吉思汗所杀。其名曰李睍……《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它译‘金刚’，而藏文的意思也是金刚，二者完全相符。由此我们知道对于西夏末帝的这个名字，汉文采用了音译而藏文采用了意译。”[17]大约同样是为了安抚党项民众，树立蒙古统治西夏故地的法统，《红史》等藏籍依旧利用五行转移、五德终始的“汉藏命理学”理论对西夏的灭亡作出了解释：
    成吉思汗夺取西夏，西夏国王是火命，成吉思汗是水命，故西夏无论怎样也敌不过成吉思汗。
    然而事实上，西夏时期的文献《圣立义海》在“腊月之名义”条下提及西夏年末腊日的时候，明确指出西夏政权的德行为“国属金”[39]。另外西夏之所以号称“白高”，意在标榜继承唐王朝的土德，以金德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40]。由此看来，这里关于蒙古统治西夏故地合法性的论述应该不是出自西夏人的立场。
    以上就是喜饶益西讲述的传奇般的西夏王统故事。在这些文字之后，出于史学家特有的谨慎态度，《红史》作者蔡巴·贡嘎多吉又添加了一段极其简短的补记说，另外一些文书故事记载宋太祖兄弟二人之时西夏西胡国王出世，西夏王业延续了十二代，最后亡于蒙古，共计执政二百六十年。这样，事实上，我们就看到《红史》前后一共提供了两种不同来源和风格的西夏史概说：一种情节曲折、几同神话，出自“西夏禅师”的口述；一种语句寥寥、朴实无华，来自“一些文书”的记载。而这些文书很可能就是汉地史籍《宋史·夏国传》之类，西胡和细皇为一人，即李继迁，业已为前贤所指明[5，41]，兹不赘言。
    学者们大多认为《红史》等藏籍所载西夏故事是党项民族自己撰述的历史，意在宣扬夏人创建国家的合理性、顺天意，以及对于汉人皇帝的独立意愿[36]106。它很可能是由先后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拼凑起来的，前期的传说更接近于汉族式的神话，在河西地区流传已久；后期的传说更类似于藏族式的传承录，是对近期历史的直接叙述[4]。
    这些观点抱持的理由有二：一是西夏故事的译讲者是“西夏禅师”或者称“木雅智者”喜饶益希；二是西夏故事可以追溯到的史源之一为西夏时期的诗歌《夏圣根赞歌》。关于第一点，前文已揭喜饶益希是元代萨迦派著名喇嘛和管理西藏及佛教事务的官员。他政治活动的高峰在13世纪中叶，曾为弘扬佛教和经营西藏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促成元世祖忽必烈与萨迦派八思巴的合作上功不可没。论其族属，我们认为可以归之为先世居住在四川康巴的木雅人。众所周知，自8世纪初以来他们就和吐蕃人通婚融合，形成了地域文化鲜明的木雅藏族。关于第二点，固然不可否认《夏圣根赞歌》和藏籍所载西夏祖先事迹确有相像之处，但是差异之处似乎更大。除了可以找到前后不同来源版本拼合的痕迹之外，还可以发现一些细节的变异。如藏籍所称木雅王为龙父岩魔之子，而《夏圣根赞歌》的则暗示其为“灵通子”与龙母结合产下的后代[19]。
    如何理解这些不同之处的成因呢?或许可以用党项后裔对故国西夏历史不得不采取的“选择性记忆”(Selective Memory)来解释[28]，但是从译讲者追随萨迦和历仕新朝的经历来看，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来自他者视野的改编行为。它是在蒙元朝廷和西藏萨迦派联合统治西夏河西故地的时代背景和汉藏命理学主导的意识形态下，由一个双方利益的共同代表者萨迦派学者兼宣政院院使喜饶益希，以西夏故土留存的历史传说文本或史料为基础，通过追加和混合来自其他民族或不同语文的神话故事来增建完成的。一是山神格胡化身七骑士之首领而与北面都城中一妇人结亲育子，此节源于猕猴与罗刹女繁衍羌人的始祖传说，以及《萨迦世系史》所载凉州地方神灵毒龙传说；二是格胡之子鄂鲁氏藏身土坑躲过汉皇卜算追踪，此事显然脱胎于《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葛尔远赴长安智娶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章节；三是鄂鲁氏诈死逃亡，此节则是汉地“搜孤救孤”及《宋史·夏国传》所载李继迁匿棺出逃故事的叠加和简化；四是大雕、黄牛哺育鄂鲁氏成长，此事应该是汉籍所载北亚民族祖先“狼生说”的变形和演绎；五是鄂鲁氏逃到雪山聚众造反，此事与《宋史·夏国传》所载契合；六是鄂鲁氏马粪、马鞭染黄河，老妇诈计降汉皇，此事亦出自《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七是西夏甲廓王被臣下杀害，阔端转世为其复仇，此事来自于《萨迦世系史》中萨迦班智达的口述。此外，《红史》似乎有意识地省略了汉地皇帝与西夏国王较量的故事，其情节大略同于蒙古史籍所保留的成吉思汗与西夏失都而忽合罕化身斗法，以及哈撒儿与黑色老妪缠斗的故事。
    喜饶益希开创的藏籍西夏故事文本范式，就其梗概而言，和《夏圣根赞歌》、《宋史·夏国传》等夏、汉史籍记述的西夏首领反宋称王、割据西北、亡于蒙古的史实基本相符；就其情节而言，又与夏、汉、吐蕃、突厥、蒙古等族始祖源起的传说或典故颇为相近，就其风格而言，具有浓郁的藏族民间文学特征；就其思想而言，旨在利用君权神授论与历史宿命论，宣扬蒙元王朝统治西夏故地的合法性。先是西夏王以不可阻止之势成长并取代汉人皇帝，然后是蒙古成吉思汗以水克火取代篡位的西夏异姓皇帝，其内在的合法性还在于这是一种“子报父仇”的道德行为，即派遣作为被害者转世后嗣的蒙古王子阔端将黑心山出生的西夏大臣杀死入主北面都城是天经地义的。另外，西夏国王与汉人皇帝斗法情形的无端阙失及后世蒙古史籍中类似故事的重新出现，不也正暗示着喜饶益希对蒙古人的历史认知的一种附和吗?如果考虑到西夏故地河西地区藏传佛教流行的事实[43]，那么一言可以概之，藏籍所载喜饶益希西夏故事译讲稿是以佛教转世理论，巧妙地为蒙元朝廷的统治提供思想理论依据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