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成书年代(1345年)早于《红史》，加之《红史》所记西夏“史实系根据精通汉族霍尔史籍之曾泽大师·喜饶耶协在贡塘所译历史”而来的，那么宋元之际流行的汉地史籍自然就成为藏史编写西夏故事依据的另一类文本资源。按照陈庆英先生的讲法，藏文史籍中的西夏纪事其实是汉籍所载西夏传记按照“青藏高原游牧部落传统的史诗的模式”改造的结果[5]。
    仅仅指出这一个方面还不足以阐明藏、夏、汉各族西夏叙事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夏圣根赞歌》中“”(细皇)出生就有牙齿的神迹与《宋史夏国传》所载李继迁“生而有齿”的异闻是十分相似的[4]。这似乎也暗示着汉地西夏故事中也包含着一些党项传说的成份。
    尽管目前的研究证明了《红史》“西夏简述”篇不是个人杜撰而是有所依据，但是仅从印象出发，我们也能察觉到喜饶益希译本和学界已知史料之间在内容和思想之间的明显差异。这也就意味着喜饶益希的翻译，相对原著(如果存在的话)或者说原始资料而言，不见得是忠实的，很可能也是一种由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激发出来的改编活动。因此一个相对准确的表述是，《红史》“西夏简述”是在蒙元朝廷和西藏萨迦派联合统治西夏故地的形势下，由喜饶益希，或许应该算上贡噶多吉，根据政治和宗教的需要，对来自他族的西夏历史认知的吸收、改造和演绎的结果。
    依据人物出场次序和故事发展线索，喜饶益希译讲的西夏历史可以分为七个段落。一是山神格胡化身七骑士之首领而与北面都城中一妇人结亲育子的段落⑦。这一故事在稍后的《西藏王统记》(1388年)中被演绎得颇为神奇和诡异。它写道：
    据传木雅疆土原为汉族所辖。在绛埃和嘎阿之间有山名门喜。山中有一毒龙，极为凶暴。西胡人若祀之，可获暂时安宁，设稍违忤，乃立传播癫疯狂病等病，荼毒生灵。尔时有毒龙变化为七骑士，至绛埃某城堡。诸骑士中，有一首领，与食肉魔妇相交，适足月后，妇产一子。[9]13
    在这里，山神格胡一变而为毒龙，妇人一变而为食肉魔妇，由之生育的西夏开国之君自然拥有非同凡人的命运。
    汤开建先生认为这段在西夏诗歌中也有反映的西夏七骑士故事，与北魏鲜卑、辽国契丹始分七部或八部之说十分相似，当为肇兴之际党项分为拓跋等八部一事的写照。汤先生特别揭出的关于契丹始祖的传说，颇与此处事迹相像，兹转引如下。据宋人王易《重编燕北录》记载：
    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16]
    然而，山神变为骑士与妇人结亲演化为毒龙变为骑士与食肉魔妇相配故事，仿佛又是西藏猕猴与罗刹女衍生藏族人传说的另一版本。五世达赖喇嘛曾说：
    凡雪域所宏传之《大悲观音法类》虽有多种，然均同一旨趣，皆说西藏人种系猕猴与岩魔交配所生子嗣，为赤面食肉之种。[20]
    最早记载这一神话的西藏文献是11、12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被当作“伏藏”流传的《玛尼宝训》、《五部遗教》、《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等藏文史籍[21]。
    岩魔在《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中被叫作岩罗刹女。她与猕猴的后代分为父系和母系两大类。凡属父系的后代都善良无私，能行佛陀之法；凡属母系的后代，则无信仰、不恭敬……啖生肉、饮鲜血……为难调伏之种[22]32-33。这大概就是《西藏王统记》中食肉魔妇形象的来源。另外，根据《隋书》的记载，西夏人至少在7世纪之前就曾自称为猕猴的子孙[23]。这显示出她们在族属上和西藏人的亲近关系以及可能拥有近乎一致的始祖诞生故事。
    至于猕猴被置换为毒龙，则可能与西藏的龙神信仰与禁忌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苯教早期经典《十万龙经》所载“赎罪诗”具体描写了龙神及其亲缘神灵的分布与喜好：
    龙王住在所有河流中，
    年王住在所有的树上和岩石上，
    土主住在五种土中，
    人们说，那里就是土主、龙和年。
    它们有什么眷属?
    带有长刺的蝎子，
    细腰的蚂蚁，
    金色的青蛙，
    松蕊石色的蝌蚪，
    贻贝一样白的蝴蝶，
    这些就是它们的眷属。
    霍夫曼据此诗歌概括了苯教世界中年神的特点与法力。他说：
    年神在山上和山谷里游荡，在石缝里、树木里和沟洫里做窝，他们很容易被人所冲犯，然后就送来疾病和死亡。鼠疫在西藏就称为“年”病，人们认为就是年神所招致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