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京杭运河图》之绘制者与绘制背景
    从图上内容来看，两岸分藏《京杭运河图》上所绘的运河河道和水利工程，主要反映康熙年间的总河靳辅在康熙中期治理运河的情形，根据《清实录》和靳辅所撰《治河书》卷一《圣略》(15)以及傅洪泽《行水金鉴》卷五○《靳文襄公治河书》(16)的记载，在康熙中期受命担任总河治理黄运两河期间，靳辅曾经多次应康熙帝的要求绘呈河图，并曾于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向康熙帝呈奏一套黄运两河图(17)。两图与靳辅进呈的“恭报两河水势情形事并进河图”题本经内阁抄绘副本后，被康熙帝交由九卿讨论。
    笔者业已考订现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黄河图》，即靳辅所呈奏的《黄河图》，而已公开刊印的台北“故宫”藏《黄河图》与一档馆藏图是同一舆图的不同绘本(18)。靳辅文中所载与其题本和《黄河图》一并上奏的“运河图”，极有可能就是上述台北“故宫”所藏的《京杭运河图》，主要根据如下。
    首先，从绘制方法来看，台北“故宫”所藏《黄河图》与两岸分藏的《京杭运河图》均采用鸟瞰画法，全图谋篇布局、用料颜色、风格意境极其相似，图中河流、堤防、城邑的绘法基本一样，而且尺幅大小、装帧形式、注记方式也很相似，虽然山脉具体形态的画法略有不同，但明显是同一时期、同一批绘制者所绘。这一结论除了舆图自身的“本证”之外，也可以从清代的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图目录中得到“旁证”。《萝图荟萃续编》中“杭州至京师河图一卷”上一条就载有“《潼关至海口河图》一卷”，而《国朝宫史续编》也有更为具体的记载。从两图的著录情况、命名方式、质地、尺幅大小来判断，两图都存在明确的同源关系，应该就是《治河书》卷一《圣略》所载“为恭报两河水势情形事并进河图”中所进的“黄、运两河图”。
    同时，靳辅稿本《治河书》卷二也收录有手写彩绘、计里画方的《黄河图》、《黄河险工图》、《运河图》、《淮安诸湖图》等河渠水利图，其《运河图》的描绘范围与两岸分藏“京杭运河图”的范围和大势基本一致，也是从杭州至京师北京，而《黄河图》的绘制范围则与台北“故宫”藏《黄河图》一致，这也能从侧面佐证两岸分藏“京杭运河图”与《黄河图》同是靳辅呈进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谕令河督靳辅绘制更为精准的黄河图和运河图，靳辅将此事交由其聘请的幕僚著名画家周洽办理。为了绘制更准确的黄运两河图，周洽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从江苏总河衙署出发，对黄运两河的河道、堤防、水利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搜集了大量沿途地图，并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考察结束后，与靳辅聘请的李含渼等山水画家一起绘制黄运河图。周洽本人的《看河纪程》(19)以及清代的《国朝画征录》、《国朝画识》等绘画史料都记载了周洽等人受聘绘制河图之事(20)。根据靳辅幕僚、周洽之友张霭生所编陈潢《河防述言》卷首《黄河全图引》记述(21)，周洽等人所绘之图将黄、运两河分开绘制，单独成图，而且绘制成稿本和定本两套四幅，定本黄河图和运河图由靳辅进呈清廷，稿本黄河图和运河图则留存在河道总督衙署之中。其中，靳辅进呈康熙御览的定本运河图极有可能就是靳辅《治河书》、《萝图荟萃续编》、《国朝宫史续编》等文献中所著录、现藏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的《京杭运河图》，稿本运河图可能就是原藏清江浦河署、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京杭道里图”。当然，这一推断目前还缺乏直接证据，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原始史料来加以证实。由于黄运两河四幅地图系由周洽、李含渼等多人分工绘制而成，各图的绘法、或是同一幅地图的不同部分绘法可能会小有差异。
    1925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定本《黄河图》等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舆图归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目前贮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同样原藏舆图房的定本《京杭运河图》在清代之后的流传过程已难确知，或是在改朝换代之际即流散出内务府舆图房，或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故宫文物南迁时散落民间，于1948年前后被收藏者带至台湾。1999年，台北“故宫”以征购的方式将已经流散民间的定本运河图收购庋藏。周洽等人绘制的稿本《运河图》和《黄河图》，在康熙年间仍留存于清江浦河署之中，张霭生游幕河署时曾经寓目参照，但两图在康熙朝之后的流传情况因文献阕如已难以追索。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推断，现藏浙江省博物馆“京杭道里图”(《京杭运河图》)可能就是周洽所绘“运河图”的稿本。而稿本《黄河图》则于1929年至1932年间由北平图书馆舆图部购得，并于1948年底运往台湾，现归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收藏。
    除台北“故宫”和浙江博物馆藏本《京杭运河图》外，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藏有一幅不具图题的京杭运河图，刊印此图的编者将此图定名为“乾隆十六年南巡各地详图”。该图为纸本设色，纵77.7厘米，横2038厘米(22)，清乾隆朝宫廷画家唐岱等人绘制而成。图上钤有乾隆帝御用“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等八方印玺，表明其为乾隆御览收藏本。图前有乾隆朝沈廷芳所题“山河壮观”篆书，图后有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王安国所撰跋文，其形制、尺幅、绘法、内容与台北“故宫”和浙江博物馆藏本基本相同。根据跋文可知，此图是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首次南巡后，宫廷画师根据康熙朝舆图和资料绘制而成的，因此极有可能也是在康熙朝周洽所绘之图的基础上摹绘而成的。
    康熙帝亲自授命、由河道总督靳辅组织、吴派画家周洽等人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二十六年间绘制的两套共四幅黄、运河图，从艺术家到官僚再到清帝，从江苏淮安到京师北京再到两岸三地，由地方官衙到宫廷大内再到公共博物馆，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文物的颠沛流离，见证了三百多年间中国从帝制到共和再到两岸分治的历史沧桑，最终分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浙江省博物馆，而它们一脉同源的关系，也已经因世事沧桑和岁月变迁而湮没无闻。希望有朝一日分藏两岸三地三家收藏机构、同源一脉的四幅舆图，也能够像分藏于浙江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一样，能够山水合璧，联袂公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