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
    伟大的历史实在、社会和国家，实际上对于任何“体验”总是具有先行决定性的（中略），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③c]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出生于一个“质易而长厚”之书香仕宦世家[④c]，成长于一个右文之朝代。宋代文化非但“承上启下”[⑤c]，直如陈寅恪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⑥c]。”这样的一种“历史实在”，对于司马光史观之形成具有先行决定性如传释学理论之“前见”言，可以想知；而传释学之“应用”与“前见”，借对《资治通鉴》，特别是其中“臣光曰”[⑦c]史论之分析，可说是一而二、二而一。因为“资治”故，“臣光曰”中不免带有几分英雄史观之色彩：“天生蒸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⑧c]“资治”即应用，观其不避讳汉武帝、唐玄宗此等“圣明君主”之短，以求宋帝有所借鉴可知：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经，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⑨c]。
    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⑩c]。司马光因受博学于文等环境薰陶故，遂约之以礼，主张礼治；此主张自即其论史之“前见”：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①d]。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②d]而礼乐并称，并以见威仪，治军亦以礼：
    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③d]。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④d]。
    司马光以“礼治”之“前见”传释史事，虽或招致后世迂腐之讥[⑤d]，惟《资治通鉴》之作，旨在作为当世帝王教材之“应用”，立论自然要与时代思潮相呼应[⑥d]；而加达默尔所称：
    文本如果要正确地被理解，即按照文本所提出的要求被理解，那么它一定要在任何时候，即在任何具体境况里，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被理解。理解在这里总已经是一种应用[⑦d]。
    就开出以下有我之境与传释无限一纲领以分析臣光曰，从而说出《资治通鉴》此一文本的现实意义。
    三、有我之境与传释无限
    司马光为应“资治”之用而以“礼”之前见观史；在一定程度言，可说是历史处境使然。加达默尔称之为具“创造性”：
    同一文本作为某一瞬间创造性的表现，又从属于其作者的内心生活的整体。理解只有在这种客观的和主观的整体中才能得以完成[⑧d]。
    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当某个文本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中略），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①e]。既称之为“从属于其作者的内心生活的整体”，又曰“创造性”，则其实是指一种“有我之境”，意指当理解具有时间差距的文本时，传释者需要“与作者处于同一层次”[②e]：
    我们必须也把自身一起带到这个其他的处境中。只有这样，才实现了自我置入的意义。例如，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于某个他人的处境中，那么我们就会理解他，这也就是说，通过我们把自己置入他的处境中，他人的质性，亦即他人的不可消解的个性才被意识到[③e]。却仍是有我之境：
    这样一种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视域”这一概念本身就表示了这一点，因为它表达了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的卓越的宽广视界（中略），谁这样避而不见自己，谁就根本没有历史视域（中略），我们已经指出，一个真正的历史意识总是一起看到自己的现在[④e]。另方面，“自己的现在”是“由我们自己带来的各种前见所规定的”“一种诠释学处境”[⑤e]，“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⑥e]，因为：
    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所有的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⑦e]。所谓“前见”不断形成视域，实含一种“传释无限”之意：
    真实的前见最终必须由理性认识来证明，即使这一证明任务可能永远得不到完成[⑧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