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通鉴》与《胡注》，据北京中华点校本统计共六百多万字[③h]，宜乎有所谓“通鉴学”也。司马光亦尝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穴伸思睡[④h]。是故小文旨在通过《资治通鉴》一文本，印证传释学之理论，冀能借之窥见文本与方法论之现实意义耳，他和司马光不别正闺、王夫之（1619-1692）之《读通鉴论》、近年出现的“政论文学”一词等[⑤h]，区区短章，未暇述及。惟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乃宋代政论文学一大显学，则可断言。
    注释：
    ①a 帕玛（Richard E.Palmer）所著Hermneutics，严平译为《诠译学》，（台）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5月，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所著，洪汉鼎译为《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台）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10月15日。
    ②a 如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
    ③a 如殷鼎《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5月；高宣扬《解释学简论》，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10月。
    ④a 殷鼎《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第44页。
    ⑤a 叶维廉《与作品对话--传释学初探》，氏著《中国诗学》，11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1月。
    ⑥a 论者有“解释学并没有共同的内容”语，参阅刘述先《解释学思潮论说》，原载《中国时报》副刊及香港《明报月刊》，第211期，1983年7月。后收氏著《中西哲学论文集》，246页，（台），学生书局，1987年7月。余英时亦有“今天西方诠释学的理论纷繁，莫衷一是”之说。参阅氏著《明明直照吾家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14页。（台），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6年12月31日二版。
    ⑦a 论者曾称《通鉴》合史学文学而成一家。参阅张煦侯《通鉴学》，170至17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或曰《资治通鉴》多少章节中生动精练的文笔描述，历代学者一直把它看为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来背诵。参阅刘乃和《中国史学史上的骄傲--〈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年》，原载《博览群书》创刊号，1985年，后收氏著《励耘承学录》，33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
    ⑧a 张元《通鉴中的南北战争》分析司马光战史叙述，最为详尽。参阅《纪念王安石、司马光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5至96页，（台）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0月。此外，亦可参阅颜中其《〈资治通鉴〉的文学艺术特色》，《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第304至32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王彬编《古代散文鉴赏辞典》，第617至629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90年元月二版。是书鉴赏司马光三文中，其中二文即选录《资治通鉴》之《赤壁之战》及《淝水之战》。论者或以司马光善写战争与司马迁善写人物两相对比。参阅施丁《两司马史学异同管窥》，《资治通鉴丛论》，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惟撇开文章不论，亦有视司马光笔下之战争实有强化宋人苟安思想之反效果。参阅李则芬《泛论司马光资治通鉴》，102页，（台）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6月。
    ⑨a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229页。
    ①b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403页。
    ②b 同上书，406页。
    ③b 《资治通鉴》，卷69，册5，21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1986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④b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册1，28页。
    ⑤b 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册1，34页。论者引《石林燕语》谓此序实出王禹玉手笔，既题为御制，遂不得编入家集。参阅张熙候《通鉴学》，23页。无论如何，《资治通鉴》正因有题为神宗御制的序文，遂于新党专政之日，免去一场毁版之灾。《清波杂志》，卷9，“毁《通鉴》条”，转引自程应鏐《司马光新传》，1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
    ⑥b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