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⑨e]。由是，传释过程中“我”的“前见”不断形成视域，其“应用性”自是不尽一时，而传释亦自无限矣；《资治通鉴》后有“通鉴学”，臣光曰后有胡（三省，字身之，1230--1302）注，胡注后有陈坦（1880--1971）的《通鉴胡注表微》（以下简称《表微》）。观乎司马光评范睢而露憎厌权贵之情[①f]、骂刘湛无厌权利实针对王安石而发[②f]；论者或谓司马光之胆略与识见实过欧阳修[③f]，而臣光曰中此等“有我之境”不期又足与传释学理论互为印证。至论传释因为“有我之境”而至“传释无限”，则《表微》可算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真隐”[④f]的胡三省入元不仕，前后花三十年之精力，注释《通鉴》294卷，以南宋遗民之心，于注中时露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名不见经传，直至抗战期间，陈垣在北平一口气写了八种著作，最后一种是《通鉴胡注表微》[⑤f]，始重建胡三省鲜为人知的一生：
    因念胡身之为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辩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胡言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东发，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⑥f]。故陈垣尤重研究胡氏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的探索[⑦f]。
    《表微》的格式是《通鉴》文顶格，《胡注》低一格、《表微》低二格[⑧f]，读之最见同一段文字因时因地之异所生出之无限传释即各种不同的“有我之境”。
    陈垣自述其写《表微》一书之背景云：
    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⑨f]
    明白道出与胡三省思接千载，二人之“我”，起莫大共鸣，遂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⑩]。盖：
    解释者，以今言解古言，以今制释古制，其意义即为注，然注备众体，解释不过注之一端，广而言之，则全注均可谓之解释也。（中略）自晋以至五代，则皆身之创为之。且每针对当时，以寓规讽，尤得以鉴名书之义。兹篇所谓解释，虽不过注之一端，亦足见其志之所存也[①g]。
    “志之所存”意即传释学中的“有我之境”。他如以《胡注》，《表微》俱成于乙酉之年而曲指一己以胡意自况之情[②g]；私函中则对此“我”之无限传释直笔不违：
    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③g]论者尝胪列陈垣体察胡三省心情之字句以明胡陈类似的遭遇[④g]，其中《表微·感慨篇第九》云：
    感慨者，即评论中之有感慨者也。鉴注序言：“温公之论，有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感慨之论，温公有之，黍离麦秀之情，非温公论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故或则同情古人，或则感伤近事，其甚者至于痛哭流涕，如一百四十六卷对于襄阳之陷，二百八十五卷对于开运之亡，是也。兹特辟为一篇，附评论后，从来读胡注者尚鲜注意及此也。[⑤g]
    黍离乃诗经王风篇名，周室东迁，大夫行役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陈垣此段意同传释之异，系乎时代之异；借诗经典故指出司马光与胡三省对襄阳之陷，开运之亡，感慨不同。司马光但感忠愤，胡三省则故国沦丧，痛心疾首。陈垣心境，可比胡注，同一史实，无限传释，由时异故。加达默尔云：
    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中略），它（按：时间距离）可以使存在于事情里的真正意义充分地显露出来。但是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促成这种过滤过程的时间距离，本身并没有一种封闭的界限，而是在一种不断运动和扩展的过程中被把握。[⑥g]司马光与胡三省感慨有异，例如上述。陈坦《表微》虽谓以胡注自况，而传释既是无限，则亦有一例可得而言：
    （《通鉴》文）晋安帝义熙六年，南燕主慕容超，以母托刘敬宣。
    （胡注文）敬宣先尝奔燕，故超以母托之。夫孝莫大于宁亲，超以母之故，屈节事秦，竭声伎以奉之，既又掠取晋人以足声伎，由是致寇，至于母子并为俘虏，乃更欲以托刘敬宣，何庸浅也！
    （《表微》文）此条亦十六国事，慕容超背中国而事氐羌，故谓之“庸浅”[①h]。司马光记慕容超国亡被俘，以母托刘裕将刘敬宣一事未作一字评论。胡三省先以孝言，复以忠论。其指斥慕容超之庸浅，实责宋高宗以迎回生母为名，偷安并阻北伐，不惜以丧权辱国之和议终场[②h]。陈垣但从民族立场释庸浅二字，胡陈同中有异，司马光则不置一词。俱属“有我之境”，“我”之不同，时不同也。总之是“传释无限”。观乎今日尚见《通鉴》语译之作，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