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吕不韦和嫪毐的关系，《系年》说：“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始皇幸先发，因以牵连及于嫪毐之事。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十批》对于吕、嫪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其内容与《系年》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一）《系年》认为吕不韦是“牵连及于嫪毐之事”，《十批》则认为吕不韦辅助秦始皇诛锄嫪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嫪毐发动叛乱之后，始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尽得毐等。”《十批》说，“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国，于时吕不韦为相尚未废免，则昌文君应该就是文信侯的别号。”此与《系年》观点完全相反。（二）《系年》为了说明吕不韦“牵连及于嫪毐之事”，把“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与嫪毐被诛联系在一起。《十批》指出吕不韦假使和嫪氏果真是同党，在嫪氏诛戮之后，秦始皇为什么对他还能那么容忍，仅仅免他的相？（三）嫪毐诛戮之后，太后被秦始皇迁于雍。《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齐人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但语焉不详。《十批》认为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后，便出吕不韦就国，一年后又要吕不韦与其家属徙蜀；而在前充军的嫪氏舍人在吕不韦死后即由蜀被召回。由此推论，茅焦对于吕、嫪二氏势力之一消一涨起着重要作用。《说苑·正谏篇》有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的详细叙述，《十批》认为虽属小说家笔法，不可全信，但却可推测“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系年》对于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一事则完全略而不提。从上述对照不难看出，关于吕不韦与嫪毐的关系，《十批》论述与《系年》多有不合。余英时仅据《系年》与《十批》都引用了《战国策·魏策》的一段材料，就肯定《十批》是抄袭《系年》，这岂不是莫须有吗？
    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对立，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作了详尽的剖析。《系年》除了提到《吕氏春秋》“抑秦与六国同例”和“讥秦政虽以武强伸于一时，犹不为民之所走”之外，可以说再别无涉及。余英时承认“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此点为郭沫若之《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全文的精神所贯注之所在”，因为实在无法举出《十批》抄袭《系年》的材料，就只好用一句“毋须引证”来轻轻滑过。最妙的是，余英时在强调“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是钱穆的发明时说：“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且不韦为秦相国，乃绝不称道秦政，……即观其维秦八年之称，已显无始皇地位’。”按《吕氏春秋》“维秦八年”之称，前人多有辨析。《系年》在援引清代学者的考证之后，认为姚文田之说“甚辨而核”，“不韦不以始皇纪元，乃统庄襄言之。”郭沫若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考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的认识。他举金文列国纪年之例，认为“维秦八年”就是秦始皇八年，“前人不明此例”，“或以为乃统庄襄王而言，都是削足就履之论。”余英时不仅对郭沫若的考证避而不谈，而且不说明钱穆赞同姚文田的说法，用一句“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就把姚文田的考证归到他老师的名下了。
    二、关于前期法家
    《互校记》说：“钱先生在《系年》中曾发现战国变法不始于商鞅，东方变法在先，西方继之于后，李悝、吴起早已为商君开路”，“钱先生认为‘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尤不得与韩非并论’。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一文便完全根据此点立论，其中所列举的几个人物亦无一不根据《系年》的考证成果。”我们不妨对余英时的论点逐一加以检验。
    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写于1944年1、2月间，但他在这之前，早已形成了李悝、吴起、商鞅具有法家思想的基本观点。1942年2月发表的《屈原思想》（收入《屈原研究》，1943年7月初版），在谈到屈原生活的时代时说：“到了战国时代，魏文侯时的李克，亦即李悝，有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富强，其详不可得而闻，传其衣钵的有吴起和商鞅。……这两位革命的政治家（吴起虽仅以兵家名，其实他是长于政治的），虽然同以悲剧终结，但他们的法术的行与不行，便规定了秦、楚的运命。秦国用商鞅之法而兼并天下，楚国废吴起之法而终于绝灭。”1943年8月21日（据郭沫若日记）完成的《述吴起》（收入《青铜时代》）对吴起有比较全面的论述，指出吴起“作为政治家是与商鞅并称的”；在列举吴起的政治主张之后说：“这些倾向差不多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商鞅也是卫人，说不定他们还有师弟关系吧？但至少商鞅是受了吴起的精神上的影响，我看是毫无问题的”。文中还重申了以下观点：“吴起之法结果是被楚国废了，”“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行了法二十二年，虽然死了，法也没有变动，那吗战国时代的中国，恐用不着等到秦国来统一了。”由于《述吴起》写作在前，所以郭沫若在《前期法家的批判》中就交代：“关于吴起，我曾经有《述吴起》一文详细论述，在这儿只想把他的面貌再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屈原思想》和《述吴起》都是郭沫若1943年9月7日从杜国庠处借阅《系年》之前写成的。如果说余英时不知道《屈原思想》已经把李悝、吴起和商鞅并列犹可理解的话，那么，郭沫若的《十批》中已经提到曾经写过《述吴起》，余英时置而不顾，却硬说《十批》关于前期法家的论述完全根据《系年》而立论，这种不顾事实的诬罔就令人不能原谅了。
    余英时说：“他（指郭沫若）所谓前期法家的概念更明明是钱先生所说的‘初期法家’，其著书之不德，弥是惊人。”“不德”之罪名，可谓大矣。但余英时在这里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钱穆只说过“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指李悝、吴起、商鞅乃战国初期的法家，并没有使用过“初期法家”的概念。而郭沫若使用“前期法家”的概念，则是有特定思想内涵的。战国初期的法家虽然也可以说是前期法家，但毕竟与“前期法家”的概念含义不能混同。余英时曲解钱穆的话为其老师争发明权，我们想钱穆先生也不会觉得坦然的。其实，郭沫若虽然把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列为前期法家，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他的“发现”。早在郭沫若和钱穆之前，有的学者已经把李悝、吴起和商鞅相提并论。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虽然说“法家成为一学派，时代颇晚”，但已指出“自宗法政治破坏以后，为政者不能不恃法度以整齐其民”，“其在战国，则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之流，皆以法治卓著成绩”。余英时把《系年》所谓“今按重农政，则李悝、吴起、商君一也”，“重法律亦李悝、吴起、商君一也”，“重兵事又李悝、吴起、商鞅三人所同也”，说成“都是钱先生治史的重要发现”，这岂不是有些不够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吗？
    郭沫若指出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余英时认为“这也是钱先生早就指出来的了。钱先生既说李悝（克）、吴起是子夏、曾西弟子（《魏文侯礼贤考》页121《吴起去魏相楚考》页176）。又谓法源于儒（《商鞅考》页212）。郭氏之说实合此两条而成。”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郭沫若在借阅《系年》之前撰写的《述吴起》，对吴起的生平和思想曾作过详细的论述，其中对吴起受业于子夏和曾子就有细密的考证。吴起师事子夏牵涉到魏文侯在位年限问题，因为子夏曾为魏文侯师。《系年》说：“考魏文二十二年始称侯，子夏若尚存，年八十四”，“文侯师子夏，虽不可以年定，而其在早岁可知。”《述吴起》则肯定《史记年表》魏文侯18年“受经子夏”，并考证《史记》有关魏文侯在位年限的记载有误，认为文侯元年当是鲁悼公22年。这年子夏62岁，再过18年子夏80岁，文侯从他受经和吴起从他受业都说得过去。一个认为魏文侯师事子夏是在“早岁”，一个则肯定是在魏文侯即位18年之后，《系年》与《十批》的考证明显不同。至于吴起师事曾子的问题，郭沫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先解决吴起何时去鲁。《韩非子·说林上》说：“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吴起因去，之晋。”季孙所弑鲁君是谁？如是哀公，则其死时当在百岁以上，似无此理。郭沫若认为被弑之鲁君如非元公，必为悼公。二公虽无被弑的明文，但《韩非子·难三》说：“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则悼公和元公被弑都是可能的。据此推论，吴起去鲁在元公21年。其时曾参已卒，故其所师者决非曾参。郭沫若又据王应麟考证引刘向《别录》叙《左氏春秋》之源流言“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认为“左氏传授之说虽不足信，曾吴师承关系则较可信。”《系年》在谈到吴起去鲁年代时，对于吴起师事曾子之可能根本未作深入考证。书中虽然也引用《韩非子·说林上》的材料，但认为“考诸《鲁世家》，仅有哀公见逐，非被弑。又下距楚悼之卒，凡八十七年，吴起决不若是之寿，亦复与魏文年世不相及。盖《韩子》误记，不足信。”（见《系年·吴起仕鲁考》，余英时文章不引此条）。一个肯定《韩非子·说林上》的材料，一个认为这个材料不足信。一个认为季孙所弑之鲁君当是悼公，一个认为鲁君不曾被弑。姑不论《十批》和《系年》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但它们考据得出的结论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怎么能说是《十批》抄袭《系年》呢？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上述材料，不仅是为了证明郭沫若关于子夏氏之儒的考证与《系年》无关，而且也要让读者了解，余英时为了达到诬罔的目的，对于不利于自己论断的材料，往往采取了弃而不取的手法。就以前期法家和子夏氏之儒的关系来说，郭沫若指出：“《论语》载子夏论交，‘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着法家精神。荀子骂子夏氏之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谦然而终日不言’，也正活画出一幅法家态度”。他对《韩非子·显学篇》言“儒分为八”，其中无子夏氏之儒，最初感到不解，后来发觉“前期法家”其实就是“子夏氏之儒”，“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着的祖宗”，自然就不“把他们当成儒家看待”。这些论述和引用的材料，倒可以说是郭沫若真正的“发现”，而钱穆《系年》于此毫无言及。余英时不顾事实，反而诬称《十批》完全抄袭《系年》，真可以说是一手想遮天下人之耳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