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源于儒”问题还需要再说几句。《系年》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早已指出法家受儒家“言正名定分”的影响，胡适《中国学史大纲》卷上也说：“自从孔子提出‘正名’的问题之后，古代哲学家都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论’、法家的‘正名论’，不用说了，即如墨子的名学，便是正名论的反响。”不知道余英时先生对于梁、胡等人的观点是否了解？
    《十批》把慎到和申不害也列为前期法家，但认为其思想渊源属于黄老学派。关于慎到，《系年》于其事迹有所考证，然以今本《慎子》为伪书，谓不足信。《十批》对于慎到的事迹略而不提，着重分析他的思想，而其依据的材料，则主要是现存《慎子》残余的辑本。在郭沫若看来，这个辑本的基本思想与《荀子》对慎子的评论是相符合的。有关慎到的文献记载很少，对今本《慎子》是否可信持不同态度，这个基本事实本来已足以说明郭、钱二人对慎到的研究有很大区别。但余英时却因为《十批》和《系年》都引用了《荀子》的《非十二子》、《解蔽》和《天论》中的材料，就断言《十批》抄袭《系年》，这又一次表明他是何等的强词夺理。更荒唐的是，《荀子·非十二子》所说的“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一段文字，《十批》所引是正确的，《系年》则错误地说成是引自《庄子·天下篇》。余英时为本师讳，对《系年》的这个错误不加纠正，却还引来作为《十批》抄自《系年》的证据。试问余英时，倘若郭沫若所用的资料都是抄自《系年》，怎么又把错误的抄成正确的呢？《庄子·天下篇》没有上引这段文字，我们相信这是钱穆先生一时疏忽的笔误（初版如此，增订版依旧）。问题是，余英时既然下了很大功夫“互校”，为什么又不把《系年》的错误纠正过来，究竟也是一时疏忽，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错误呢？
    关于申不害，《系年》和《十批》在引用《韩非子》的有关材料之后，都说申不害主张用术，与吴起、商鞅任法不同。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论点。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即已指出申不害的“术治主义”与商鞅等的“法治主义”“极易混淆而实大不同”。余英时竭力要为《系年》争发明权，实在也大不必要。至于说郭沫若“所用资料亦全依《系年》的线索，”这更是无稽之谈。《十批》在分析申不害的思想时，不仅所引用的《韩非子》和《战国策》的材料比《系年》多，而且还引用了《群书治要》所辑的《申子·大体》篇，以及《吕氏春秋·任教》篇和《慎势》篇的有关材料。而《申子》和《吕氏春秋》这部分材料，《系年》是根本没有提到的。
    三、关于稷下学派和其他诸子
    《系年》的《稷下通考》对于稷下学宫兴衰有较详细的考证，这是钱穆先生的贡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系年》于此据《太平寰宇记·益都下》另引《别录》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又引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这两条材料，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也引用了，但把《太平寰宇记》误写为《太平御览》。《中论》并非罕见书，部头也不大。但《太平寰宇记》卷数很多，郭沫若在重庆时很可能借不到，而且从这样大部头的书中找出《别录》的这条材料，并非易事。再加上郭沫若又把《太平寰宇记》误写为《太平御览》。因此，我们不妨相信郭沫若所引的上述材料是从《系年》转引的。如果余英时只是批评郭沫若应注明材料转引的出处而没有注明，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无可厚非的。但余英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很不实事求是地说：钱穆《稷下通考》的论证“是了解先秦学术思想的极重要之关键，其中有很重大的新发现。郭沫若在其《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竟把钱先生的精密考据轻轻巧巧地夺去了”。事实上，《稷下通考》只是考证稷下学宫的兴衰，并没有涉及这个学派的思想内容，怎么能说其论证是“了解先秦学术思想的极重要之关键”呢？《十批》指出稷下学士派别复杂，“然而这里面没有墨家，而道家是占最大多数的。”大体说来，宋钘、尹文为一派，田骈、慎到为一派，关尹即环渊为一派。郭沫若认为《道德经》是环渊所著，“《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书晚出，但其人在孔子之前是无法否认的。这与钱穆的意见相左。《十批》指出《管子》书中的《心术》、《内业》是稷下道家宋钘所著，《白心》是尹文所著，这个见解已为当今治先秦思想史的多数学者所肯定。收入《青铜时代》的《老聃、关尹、环渊》和《宋钘尹文遗著考》对稷下之学的两个重要学派作了详细的考证。这些事实说明，郭沫若关于稷下学派的研究，或与钱穆意见不同，或为钱穆所未论及，怎么能说是郭沫若“把钱先生的精密考据轻轻巧巧地夺去了”呢？
    关于其他诸子，余英时指责郭沫若抄袭钱穆的手法不外乎都是：凡《十批》论诸子所引用的材料见于《系年》的，便断定《十批》关于此子的研究“抄袭”《系年》。至于《十批》所引材料不见于《系年》的，以及对于同一材料《十批》的考辨不同于《系年》的，余英时就视而不见了。郭沫若在研究先秦诸子时，参考过近现代有些学者的著作，包括《系年》。我们并不认为他绝不引用二道手的材料。处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又是被国民党官方学术机构所极力排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时借阅图书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有些材料引自他人的著作，或从他人著作中得到线索再查阅原书，应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相信，有关先秦诸子的基本史料，郭沫若都是直接掌握而加以深入研究的。正如他在《十批》后记中所说：“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余英时存有偏见，甚至于连一些常见的基本史料或已经成为学者们基本常识的论点，都要把发明权归于钱穆名下而指责郭沫若抄袭，这实在有些无聊。如果按照余英时寻找“抄袭”证据的手法，《系年》中许多考辨的“发明”权恐怕也都要被剥夺的。例如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用一个小注引《风俗通·穷通篇》云荀卿年十五游学齐国，纠正《史记·荀卿列传》和刘向《序录》作“五十”之说。所引材料确实见于《系年》。但在《系年》之前，梁启超也已引同样的材料考证“五十”乃是“十五”之讹；姚永朴《诸子考略》也已对“五十”说的不合理作了考证，并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五十”为“十五”之讹。又如，《十批》关于漆雕开的论述引用《韩非子》、《孟子》和《论衡》等书的有关材料，与《系年》基本相同，余英时就振振有词地说：郭沫若“从资料到判断，完全抄自《系年》”。其实，这些材料在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书中都提到过。即以漆雕开的名字而言，《十批》引《汉志》班固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认为“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后’乃衍文”。余英时说这是抄自《系年》（钱书引宋翔凤《论语发微》谓“后”字当衍，又引宋氏《过庭录》谓：“吾疑启字之讹。古字作启，漆雕子名，避景帝讳作开”）。《系年》有关这个问题的考辨诚然在《十批》之前，但在《系年》之前，梁启超在《汉志考释》中已经提到其门人杨树达称班固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之“後”字为衍文；罗焌的《诸子学述》则引阎若璩说：“开本启，汉人避讳所改”；高维昌的《周秦诸子概论》亦有此解释。如果按照余英时《互校记》的逻辑，《系年》关于“漆雕启后”的考证能说是《系年》的发明吗？《十批》肯定了“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後’乃衍文”；接着又对为什么会衍出一个“後”字作了分析，认为“盖‘啟’原作‘啟’，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啟’字，及‘啟’刊入正文，而则‘启’误认为‘后’，更转为‘后’也”。应该说，这对于问题的考辨又进了一步，怎么能完全加以抹煞而硬说都是抄袭《系年》呢？
    关于列子、桓团与公孙龙，余英时攻讦《十批》抄袭也是用的同一手法。有关这三人的史料本来就极少，谁如果研究都是必需引用的。《十批》引用《战国策·韩策》一段有关列御寇的材料，《系年》也有此段材料。在余英时看来，这就是《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十批》引用《列子·仲尼篇》桓团作韩檀，成玄英《庄子》疏称桓团与公孙龙同是“赵人，客游平原君之家”，又引用《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系年》也引用了这两句话，于是余英时就称《十批》抄自《系年》无疑。《系年》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今所传仅五篇，凡二千言，则传者无几也。”《十批》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然今书仅存六篇--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就中迹府一篇显系后人杂纂，数万诡辞仅存一千八百余言而已。”尽管两书谈到公孙龙书的篇数和字数有所不同，然而余英时说，这“简直等于稍稍改写”，更证明是抄袭：“‘一千八百余言’确比‘凡二千言’为精确，但更是‘欲盖弥彰’了。”所引材料文字相同是抄袭，不同也是抄袭；你讲的比我讲的精确，更是“欲盖弥彰”的抄袭！这样说来，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