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束语
    以上我们通过对《互校记》的辨析，说明余英时攻击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抄袭”、“剽窃”是很不道德的行为。但别有用心地随便诬蔑一个学者“抄袭”、“剽窃”，这又是什么行为呢？
    根据书中引用材料相同，就轻率地断定甲书抄袭乙书，这根本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郑重态度。判断是不是抄袭，既要看引用的材料是常见的还是罕见的，又要看引用材料的文字段落是否一样，还要看对材料的考辨论证及其得出的结论是否雷同。只有经过认真的分析，才能弄清问题的真相。有些作者只是偶而引用了二道手的材料而没有注明出处，这当然也是一种瑕疵，但毕竟与抄袭和剽窃有原则区别。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常识，余英时不应该不知道。如果按照余英时攻讦《十批》抄袭的手法来查对他本人的论著，譬如说，把余英时的论著和先前出版的近现代学者的有关论著加以“互校”，看有哪些史料和论点相同或相似，以此判断有无抄袭的嫌疑，试问余先生，这样行吗？
    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说，《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学术论著。应该说，钱穆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对先秦诸子的研究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至于说他们著作中的观点是否都正确，在使用材料上存在着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批评的。对于前辈学者，应该尊重而不要无原则地吹捧；可以批评但不应轻薄地抹煞其贡献。而余英时对待这两位前辈学者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自己的老师钱穆是吹捧备至并处处为之争发明权，对郭沫若则深文周纳，肆意鄙薄，使用了十分刻毒的字眼加以中伤。这难道是一个正直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吗？遗憾的是，有的人对《系年》和《十批》既没有研究，又不作任何调查了解，居然对《互校记》大加喝采，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实在很值得玩味。为什么余英时对郭沫若这样深恶痛绝呢？余英时自己说他深鄙郭沫若之为人。他大概事先已估计到人们会联系到政治立场，因而在《互校记》的开头就先声明：“我们和郭沫若在政治上是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上，如果没有十分证据足以使人信服，这种学术的讨论便很可能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政治性的宣传。而一切带着学术面貌的政治宣传则都不会有丝毫价值。我这篇文字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因之，我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了解下来接受它。”可惜，这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互校记》的文字本身，说明它完全是在学术外衣掩盖下的一种敌对政治情绪的发泄。
    余英时1991年重新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并改名为《互校记》时，专门写了一个跋语，文中说：“郭沫若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但是中共官方学术界似乎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并且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几年之后白寿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通篇都是用下流暴力语言，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这又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宣传和蒙蔽读者的手法。据我们向五十年代在郭沫若先生身边工作的同志了解，郭沫若并没有看过余英时1954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余英时把“几年之后”白寿彝先生批评钱穆的一篇文章说成是“中共官方学术界”对《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作出的“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实在令人哑然失笑。请问余英时先生，如果白寿彝先生是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对你1954年那篇文章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为什么要等到“几年之后”才发表文章，而在文章中为什么又根本看不出与你的大作有什么“针锋相对”之处呢？白寿彝先生不过是我国的一位著名史学家，他写了批评钱穆的文章就是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你攻击“在政治上是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的郭沫若，又是代表哪个“官方学术界”呢？对白寿彝先生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反批评，但余英时并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驳意见，只是用“下流的暴力语言”这种恶语骂人，岂不是有失学者的风度吗？
    读者从我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把《十批》当作不可批评的圣物，也无意于为郭沫若的缺点辩护。我们只是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出于政治偏见而恶意中伤。余英时称自己三十七年前写的文章是“年少好事”，果真如此，倒也罢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他还要重新发表，而且在跋语中说：“郭沫若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这一桩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流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这就说明，余英时是蓄意要继续对郭沫若进行诬蔑，而且进而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共官方学术界”的。但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毕竟不是学术。余英时以他今日的名气能够蒙蔽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然而谎言并不会因此就成为真实。余英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读者推荐《互校记》，使我们有机会得以对这桩学术公案作一番认真的了解。这一点倒是应该感谢他的。由于篇幅限制，有些问题我们并没有提及或未充分展开。如果余英时先生对这桩公案还有什么新的看法，我们是愿意和余先生进一步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