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加拿大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实质性的大变革。有的加拿大史学家把这种新出现 的史学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模式”。（注：“the unique pattern”，是加拿大著 名的史学史家卡尔·博格的看法。See Carl Berger,et al.,eds.,Contemporary Appro aches to Canadian History,Toronto,1987,p.I.）新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史学的 全面崛起。它发生在60年代中至80年代这20多年间，影响了加拿大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并取代传统的政治史而成为加拿大历史研究的中心内容。
    在加拿大，新社会史的兴起有其复杂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二战后，国家地位的增强、 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运动的蓬勃开展都为加拿大新史学的萌发和成长创造了条件。妇 女运动、土著居民反对社会不公平待遇的运动，以及表现为反越战争、争取民权与反对 大学官僚管理制度的学生运动，震撼了长期以来墨守陈规的加拿大学术界。民权意识和 爱国主义都极大地激发了加拿大人的民族自信心。就连长期处于天主教会控制的魁北克 省，也开展了一场平静却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平静的革命”。1967年加拿大建国 百周年纪念的到来，使得加拿大社会更具活力和凝聚力。这一重大纪念日不仅象征着加 拿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标志着其历史学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难怪卡尔·博 格教授一再说明，从世界范围看，60年代中期后，加拿大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例是民族 主义和历史研究。（注：Carl Berger,The Writing of Canadian History:Aspects ofEnglish-Canadi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00,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 ss,1986,p.259.）诚然，加拿大新史学是受到国内民族、民权运动和来自欧洲及美国的 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但史学界能顺应情势、敏于革新的精神是加拿大新史学，特别是新 社会史学崛起的主要原因。
    无疑，加拿大新社会史是伴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与西方国家一样 ，长期统治加拿大史学研究的是以“国家”或“国家缔造”（nation-building）为中心 的传统的政治史，如“宪法学派”（注：19世纪中末期在加拿大流行的史学学派。该学 派强调加拿大宪法与不列颠的延伸关系，认为加拿大在建立自己的机构制度时，必须到 英国的宪法里去寻找前例和原则，故而得名。）和“国史学派”。（注：虽然它不象“宪 法学派”那么保守，但不少学者受英国“帝国学派”思想的影响。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 乔治·朗及他的继承人切斯特？马丁等在强调加拿大的独立进程时，仍旧钟情于在不列 颠宪法传统中寻找和维护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象。尽管“国家学派”的民族主义具有局限 性，思想也比较保守，但是影响比较大，并且其中的许多人物后来分别成为“边疆学派 ”、“城市学派”等流派的著名代表。See Kenneth McNaught,History of Canada,NewYork,Pengu in Group,1988,p.385.）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以前，是加拿大从传统史学 向新史学过渡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传统的史学家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以及他们对 新生事物的支持态度，为新史学茁壮成长奠定了基础。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边疆学派”风靡加拿大后，温和的加拿大“边疆学派修正派 ”在30、40年代推导出用经济理论解释加拿大历史的“劳伦蒂安理论”。（注：“Laure ntian Thesis”，解释加拿大政治进化的理论。哈罗德·A·因尼斯是探索这一思想的 先驱，J.M.S.凯尔莱斯和唐纳德。G·克赖顿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该理论认为加拿大及 加拿大的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不是在艰苦的西部环境中形成的，而是通过圣劳伦斯河商 业体系，即在欧洲大都市（如伦敦）与西部商业开发所连接由东至西的政治结构中“互惠 ”发展起来的。该理论也称“大都会-内地理论（metropolitan-hinterland thesis）。 ）1945年以后，这种东西“互惠说”为大多数学者尤其是“城市学派”所接受。在这种 有些松动的学术环境下，有一小部分人开始转向从事诸如地区史、少数民族史这些具体 课题的研究。被哈罗德·因尼斯（注：H.A.Innis，加拿大新经济史的开创人，著有A Hi 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1923年）和The Fur Trade in Canada（1930 年）。）教授称为“加拿大社会科学的灰姑娘”的塞缪尔·德尔伯特·克拉克开启了社会 史的研究。他采用某些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著有《加拿大的社会发展》（1942年）和 《加拿大共同体的宗教部门》（1962年）。1943年他担任一套丛书的主编，专门研究加拿 大西部农业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虽然仅使用了有限的社会学方法，但他勇于对传统观点 提出置疑并进行重新考察，为新社会史的开展奠定了优良的基础。由此，W.L.莫顿的《 进步党》（1950年）、V.C.福克的《国家政策和小麦经济》和R.马洛里的《社会信用和加 拿大的中央权力》（1954年）等著作相继问世。在国史研究方面，“多伦多学派”（注： 该学派以“劳伦蒂安理论”和“城市学派”为主要内容，以多伦多大学为阵地。代表人 物有，先后担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主任的J.M.凯尔莱斯和唐纳德·克赖顿等。）也为开 新风气做了最后的努力。凯尔莱斯的《加拿大挑战史》（注：该书曾荣获总督奖。）（195 3年）虽然还没有突破传统政治史的模式，但他以极其优雅的文字和简练的语言，通过对 城市作用的阐述勾勒出加拿大发展的脉络，弥补了边疆学说的缺陷，再一次成为史学界 公认的国史写作的榜样。克赖顿在他的著作《圣劳伦斯商业帝国》（1938年）、《北方自 治领》（1944年）和《加拿大近百年史》（1970年）中鲜明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精神。虽然他 对修正派观点持保留意见，但坚决反对对美国的依附，成为加拿大最具民族主义精神的 史学家。上述研究虽不属于新史学的范围，但为打破单一沉闷的局面起到了开风气之先 河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批呼吁开拓新研究领域的史学家对传统史学的 冲击力太小，几乎没有追随者。1946年W.L.莫顿就曾尖锐地批评加拿大史学界中多年一 成不变的“联邦中央体系”，但反应不大，而研究阶级和社会运动史的弗雷德·兰登等 竟被视为“地方”史学家。（注：Michael Bliss,“Privatizing the Mind:The Sunder ing of Canadian History,The Sundering of Canada”，in Journal of Canadian Stu dies,V.27,2/1992,p.124.）即便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政治“精英们”的传记的热情 关注，也没能改变这种状况。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以“联邦”和“政治”为中心的传 统模式依旧是史学研究的主流。史学研究与社会进步不同步的现象令年轻的一代史学家 极为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