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史在加拿大的兴起象征着加拿大史研究模式的转型，由最初基本上是“妇女问题 ”（woman question）的历史变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性别”这个概念的引入 ，对加拿大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80年代妇女史的研究显然比70年代深入扎实得多， 还涉猎了新内容，如妇女与毛皮贸易的关系等。
    家庭史是英语加拿大社会史的另一个领域，并与儿童和教育问题密不可分。迈克尔· 卡茨效仿赫伯特·古特曼所使用的方法，从1967年起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加拿大社会史 研究计划。他利用计算机整理大量的关于户籍、婚姻、教会等类文献，于1975年出版了 《西部加拿大的哈密尔顿人：19世纪中期城市的家庭和阶级》，（注：Michael Katz,Th e People of Hamilton,Canada West:Family and Class in a Mid-Nineteenth Centur y City.）证明哈密尔顿城的居民流动性很大，但社会财富不均。该著作也涉及家庭对教 育和儿童社会化责任的研究。与儿童研究相关联的关于教育制度、公立中学的体制和义 务教育法的研究也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艾利森·普伦蒂斯的《中学的赞助者：19世 纪中叶上加拿大的教育和社会阶级》（注：Alison Prentice,The School Promoters:Ed 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Upper Canada,1977.）和1975 年保罗·H·马丁利等编的《教育和社会变化：关于安大略过去的话题》（注：Paul H.M attingly,et al.,eds.,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Themes from Ontario's Past. ）中认为，加拿大教育制度中普遍存在过度集中和官僚主义现象。又如1976年尼尔。萨瑟 兰在《英语加拿大社会中的儿童：形成20世纪的和谐一致》（注：Neil Sutherland,Chi ldren in English-Canada Society:Fram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onsensus.）中 对于社会改革者在改进儿童的卫生和福利、增设职业和体育教育、提倡语言规范等方面 的动机和成就作了系统的阐发。但是，在英语加拿大，家庭史研究的开展不如美国，也 不如魁北克省。部分原因是这种研究需要大量长期保存下来的资料，如出生、死亡、结 婚和教区事务的记载。这些档案往往由教会和地方政府保存，而英语加拿大缺乏这些材 料。
    加拿大社会史中最为活跃的一支是劳工史研究，70-80年代最为繁荣。这表现为“新” -“旧”社会史学家之间的争鸣。新社会史学家要求把劳工史作为“工人阶级文化”（w orking class culture）重新定义，并嘲弄旧社会史是属政治经济范畴、是圣洁的工人 领袖的标准、是地方工会的编年史、是罢工行动的年代学。旧史学家则指责新史学家故 意歪曲劳工运动及其领袖。两派的争论恰恰增加了加拿大史学家对劳工史的理解。
    传统的加拿大劳工史只注重工会的历史，如工会的结构和领袖等，且受美国劳工史研 究的影响很大。但是，对工会历史的研究不能替代对劳工阶级的研究，何况，加拿大绝 大多数工人不是工会会员，有的还是美国工会在加拿大分会的会员。加拿大社会史学家 们所研究的新劳工史包括，劳工运动在加拿大政治中的作用、劳工运动与政党的关系、 美国工会及美国工人运动对加拿大的影响，同时还包括黑人和妇女劳工，例如克莱尔。 彭特兰的《1650-1860年的加拿大劳工与资本》（注：Clare Pentland,Labor and Capit al in Canada,1650-1860,1981.）等。1976年格雷格·S·基利等合编的《加拿大工人阶 级史论文》（注：Greg S.Kealey,et al.,eds.,Essays in Canadian Working Class Hi story.）中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叙述的对象是全部工人，并非为数较少的工会工 人，内容不仅涉及生产关系，而且涉及价值观和阶级意识。布赖恩·帕尔默的《一种互 相冲突的文化：1860-1914年安大略哈密尔顿的熟练工人与工业资本主义》（注：加拿大 政府于1963年成立“双语与双元文化委员会”，1969年颁布《官方语言法》，规定英语 和法语同为联邦政府官方语言。）等书叙述的范围更加宽阔，涉及工人组织与各种社会 团体的关系。这些被称为新工人阶级史的著作不是仅研究那些从事工运的那部分工人， 而是将工人阶级作为整体纳入研究范畴，所以一经问世，就引起广泛的争议。史学家们 之所以对这些论述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的研究感兴趣，倒不是因为这种研究在史学方法上 有更新的突破，而是因为它为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和阶级比较研究建立了参照系。
    种族问题研究的兴起是加拿大历史研究变革的另一个结果。尽管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 家，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只对英、法两大族裔进行研究，政府的政策也只是肯定二元文 化。（注：加拿大政府于1963年成立“双语与双元文化委员会”，1969年颁布《官方语 言法》，规定英语和法语同为联邦政府官方语言。）1967年加拿大完成了自1962年开始 的对移民法的改革。新移民法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后，二元文化不足以概括加拿大的文 化特性。加拿大人口组成的多元化带动了对个别群体历史的研究。在60年代前，只有少 数社会学家和出身少数民族的专业人员对此进行研究。随着加拿大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 地位重视的增加，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种族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1971年，加拿大 政府顺应时势，宣布在双语制结构中采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注：“多元文化主 义政策”旨在消除种族歧视、保证所有加拿大人在社会各方面平等、保护和提高加拿大 文化的多样性。1988年加拿大政府又颁布了《多元文化法案》。迄今为止，加拿大仍是 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国家政策的国家。）加拿大政府一系列臻进少数民 族地位的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对少数族裔历史的研究。在政府资助下，规模宏大的25卷本 的加拿大民族史丛书应运而生，有的论著的作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1977年乌克兰裔加 拿大人迈尔纳·科斯塔什出版《所有巴巴的孩子们》，（注：Myrna Kostash,All of Ba ba's Children.）试图揭开她的祖辈们的传奇。1982年马诺利·卢普尔编辑了《过渡时 期的遗产：加拿大乌克兰人史论文集》。（注：Manoly Lupul,A Heritage in Transiti on: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the Ukrainians in Canada.）关于克服种族偏见的史学 著作也很常见，如1982年霍华德？帕尔默的《偏见的样式：艾伯塔的土著主义的历史》（ 注：Howard Palmer,Patterns of Prejudice:A History of Nativism in Alberta.）系 统叙述了二战前艾伯塔省对外来移民的歧视，审视了公众对少数种族的态度。这类书反 映了少数民族移民在加拿大所受到的歧视。1976年肯·阿达奇出版的《从不是敌人：日 裔加拿大人的历史》，（注：Ken Adachi,The Enemy That Never Was:A History of th e Japanese Canadians.）对1942年从西海岸被迫迁走的日裔加拿大人给以平反式的论述 。1978年彼得·沃德出版《永远是白种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东方人的通常态 度和公共政策》（注：Peter Ward,White Canada Forever:Popular Attitudes and Pub lic Policy towards Orientals in British Columbia.）认为二战时期强迫日本人撤离 西海岸，不仅是由于战时安全问题的误导，而是长期反对移民经济竞争行动的顶点。